丝路商人与草原文化的交汇融通
刘春子
核心观点：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牧人们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通过商贸往来和风俗习惯的互相影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经过交流、磨合，逐渐成为无论是私人感情还是商务联系都非常紧密的共同体。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双方共同利益的促动外，以信义为基础的价值共识以及旅蒙商对于草原文化的主动接纳、融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旅蒙商带来的不仅仅是草原民族所需的日常生活物资，也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们与草原文明同生共长，既输入了外来文明的种种积极因子，也从草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数度流连于丝绸之路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对旅途中遇到的商队非常感慨：“在中国的漫漫驿道上能体验到，在商人和骑手们的帐篷里度过的光阴，就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引人入胜，令人神往。这些上天造就的商人，多少世纪以来就是这样生存和奔走在这块大地上；他们的商队生活，一如苍茫的往昔，可追溯到神话时代，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在响彻亚洲广漠空间的阵阵驼铃声的伴随下，他们一步一步前进着，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骆驼，一样的原野，一样的天气……”
当然，作为匆匆过客的斯文·赫定并未深入内部了解商队的生活，也不会将商队纳入亚洲文明整体视野去观察，所以，他认为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没有一点点值得一提的变化”也可以理解。然而，这毕竟只是偏离真相、流于浅薄的误解或成见。事实上，丝路商人沟通着内地中原农耕经济社会与蒙古高原游牧经济社会，并促进了二者之间的频繁交往，传播了近代物质文明、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加速了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和发展。
一、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旅蒙商
据考古学资料证明，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左右，在亚洲北部草原地区，曾出现过草场大面积干旱、沙化等问题，从而迫使游牧民族部落进行大规模的南迁西移。他们为了觅寻水草丰美的牧区，在亚欧大陆草原地带集体移营迁牧数千里，为此常常引起各民族间争夺牧场、部众、畜群的频繁战争。这些大规模的迁徙或征战角逐，踏开了东起西伯利亚东南部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中亚、西亚各国和东欧地区，连贯通畅的亚欧大陆草原交通大道，形成了北方诸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草原地带不断进行迁徙流动的交往联系，其后更是逐渐形成了贯通东西方的商路——草原丝绸之路。它从新疆伊犁、吉木萨尔、哈密，经额济纳、磴口、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赤峰、朝阳、义县、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是一条大体上与兰州、西安、洛阳“丝绸之路”主干线的中路相平行的北路。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路线是联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它穿越漠北蒙古高原到达黄河流域的南北通途，以及东起辽东横越燕山、阴山南北麓内蒙古草原，西走居延海、阿尔泰山、天山南北麓，通往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的交通大道，形成纵横交错的草原交通枢纽，促进了草原地带诸游牧民族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自公元前七世纪以来，经汉唐至元明，作为主要交通干道之一，在古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十七世纪以后，清王朝实现了全国大统一。欧洲和中亚各国商人与中国内地的商人，又沿着昔日亚欧大陆草原通道和蒙古高原通向中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开通了由尼布楚（涅尔琴斯克），跨越额尔古纳河（河东西两岸设祖鲁海图和库克多博贸易市镇），经嫩江流域的卜奎（今齐齐哈尔）至北京的东线商路；由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分别经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和古城等地，沿河西走廊入玉门关、宁夏，至归化城、张家口、北京的西线商路；以及由伊尔库茨克、尼布楚，经恰克图、库伦、归化城、张家口，至北京、天津海口的中线商路。
绥远地处北部边疆，因控扼西北、联通晋陕，历史上一直都是丝绸之路交通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辽末及西辽期间（12世纪），草原丝绸之路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行，可经百灵庙、白达达（即后来阴山北的汪古部）而至漠北的镇州（今鄂尔浑河上游）。从镇州向西，经天山北路的喀什市可入中亚。如走天山南路，也可从吐鲁番东北七角井北越天山而至天山以北。元代时内地与漠北被纳入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发达的驿站系统遍布中原与草原，东胜州、丰州就是其中沟通西域、和林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之一。纳邻道从东胜州（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向西南行，至宁夏路（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再向西经“甘肃纳邻驿”而至亦集乃路（治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从亦集乃路北行即进入岭北行省的异道而达和林。而丰州站则是木邻驿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由丰州站西北行，通过甸城山谷道（即今呼和浩特市北、坝子口村沿山谷之地，途经蜈蚣坝）而出天山（今阴山山脉）。越过天山，北经净州（故治在今四子王旗吉生太乡城卜子村），出砂井总管府（在净州故治北），然后入“川”（即穿过沙漠），接岭北行省驿道而至和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为平定漠北蒙古噶尔丹的叛乱，康熙帝率兵亲征，分别向古北口和喜峰口进军。军队中的随军商人担当起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的重任。在辗转沙漠万里的运输途中，他们同时兼做沿途蒙古牧民的生意，他们把内地的商品卖给牧民，再将换回的牲畜、畜产品贩运到中原地区。这样的贸易给随军商人们带来了巨额利润。旅蒙贸易由此逐渐兴盛起来。乾隆中期，由于清政府放松了对旅蒙商人的管制，其经营范围也扩大了许多，逐渐发展出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来自淮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南方的物资，经水运集聚到汉口，再经由陆路向北沿着旧日的军道雁北山区出雁门关，一路去张家口，一路去归化城。商队出归化城向西进入蒙古地区一直行商到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往东出张家口，经商到呼伦贝尔。旅蒙商甚至往北经库伦等地从俄罗斯进入了欧洲市场。
二、绥远旅蒙商与蒙古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
在蒙古地区经商的旅蒙商大多以归化城为基地，由于贸易额增大，资金不断积累，归化城内许多原来的行商小贩变为坐商大贾。归化城主要的商号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号。其中又以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三家规模最大，被称为旅蒙商的三大商号。其中尤以大盛魁实力最强，生意规模庞大，各种铺店占据了“半个归化城”。在三大商号的带动下，外地客商多来此设庄开店。三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漠北的商品贸易，他们每年把大量的砖茶、布匹、绸缎、百货贩往边远的牧区，然后运回当地的牲畜、毛皮和药材等牟取利润。他们除运营砖茶、布匹等日用百货外，还经营钱庄、牲畜和皮毛贩运、药材收集、粮食加工、酿酒、榨油、制革、制毡等。当时就有“三大号走货，带动各行业”和“大盛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走”的说法。大盛魁在买卖城、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多伦诺尔、张家口等地设有分号，年贸易额约1000万两白银，拥有商运骆驼1500峰。元盛德年贸易额为800万两，有商运骆驼900峰。天义德年贸易额700万两，有商运骆驼900峰。
正是以旅蒙商为枢纽，内地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与蒙古草原的畜产品开始了频繁的双向流动，蒙古草原、东北、平津、华东、西北、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体之间以商业为纽带紧密联结起来。草原地区供给绥远皮货业原料，经由内地手工业加工，又返销至草原，而北京的铁件行业、苏杭的丝织业也由此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体的一部分。
旅蒙商不仅将内地的蔬菜及其种植技术、食品熏制技术带到了蒙古草原之外，还将内地的城市规划、建筑装饰、休闲娱乐活动也一并传播了过来。内地与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仅仅限于物质产品，生产技术与生活经验的传播也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广泛开展。比如归化城瑞恒永（后改为和记）经销的木碗，按照蒙古地区的社会结构特点，就分为黑人木碗（面向平民销售）、根花拉鼓木碗、根花乳碗、根花拉鼓白木碗（面向王公、大喇嘛）等。其原料来自山西五台、岢岚，产品的选择却是因为“牧民常搬家，不多用瓷器，多用木器，而且喝奶子、喝茶不烫嘴”。而在从归化城到前后营的迢迢商路上如何将商品的运输损失降到最低，商队“以稻草衬木碗，拿毡片包起来，用麻绳捆得紧紧的，走两三个月驮到后营，一个木碗也坏不了”。这样的生活经验，显然是向惯于游牧、搬家频频的蒙古牧民学来的。
三、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社会生活
蒙古草原地区有着他们的风俗习惯。旅蒙商首先要与蒙古人通话，懂他们的礼节，还要学习其文字。与他们见面相交，要有作烟的礼节。作烟是用鼻烟壶来表示，若无鼻烟壶可用烟袋代替。蒙古包毡房都是坐北向南，蒙古人大都信喇嘛教和供佛，房内正中供奉佛像，主人坐在正中，东边是厨灶伙房，西边是来客落脚之地。一进门先问好，鼻烟壶子拿在手，换了鼻烟壶才坐下，问远问近，还要问牲畜好，天雨草长怎么样？旅蒙商作为外来者，主动参与到蒙古草原的社会生活中来，接受、践行通行于草原游牧社会的价值、仪式与规则，从而融入蒙古草原文化。一首流传于旅蒙商间的爬山调，足以说明其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选择与转换。“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习蒙商草地走……草原茫茫无人烟，一步一换踢石头……学会蒙语串人家，做买做卖要送到蒙老乡家。态度要好腿要勤，帮助蒙老乡做营生。捉羊羔、拴牛犊，为做买卖献殷勤。走到哪里哪里住，蒙老乡家就是安宿处。一进门先问好，寒暄礼让把茶喝。黄油酪旦奶子茶，炒米盘子面前搁。喝茶吃饭不用钱，你来我往讲互换。讲信用，拉相与，欺骗哄人不久长。旅蒙商结友情，蒙汉和好一家人。”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牧人们，正是在长期的贸易活动中，互相交换财富，互相融入彼此的风俗，进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结成了一个各取所需、文明共享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草原地区，市场和寺庙几乎是重合的。20世纪30年代的乌喇特旗三德庙，就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市场，对此斯文·赫定、江上波夫都有所记述：“这里到处是骆驼队的帐篷和卸下的驮子，还有许多人家，形成了三德庙汉人商品交易市场。在内蒙古地区，凡是在这样大的喇嘛庙周围都有汉人经商，并形成了汉人的村落……贸易商场的商人们都住在固定的蒙古包内，四周用柳条编的篱笆围起。他们中有的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江上波夫考察团还曾近距离观察过哈敖台的一家商店：在土墙围绕的院落中有一个汉族商人开的商店，里面放着面粉、食用油等，库房内的皮毛堆积如山，院子中骆驼驮着大驮子。这个商店购买当地汉人的谷物、蒙古人的家畜和毛皮，并向他们卖糖果、棉布、杂货等，可以说是高原上的百货商店。旅蒙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行商生涯中，突破了清代不许与蒙古百姓相嫁娶的禁令，无论是从社会关系还是生活习惯，都已然同化于草原文化中。
民国时期到访绥远的廖兆骏对于旅蒙商与顾客之间的融洽关系印象十分深刻：“此等行商均系小卖出身，积多年之经验，巧于蒙古语，对蒙古之风俗人情颇为通晓，故一至蒙地，极得蒙人之款待，或住蒙人家中，或展帐幕，冠以蒙文之店号，商品陈列以招徕顾客之买取，经至四五日后，又移向别处。”旅蒙商与蒙古草原的牧人们经过长期的交流、磨合，逐渐成为无论是私人感情还是商务联系都非常紧密的共同体。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双方的共同利益促动外，旅蒙商对于草原文化的主动接纳、融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草原民族所急需的日常生活物资，也带来了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们与草原文明同生共长，既输入了外来文明的种种积极因子，也从草原文明中汲取了丰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