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沪上交通整治

东方明

1917年初夏，沪上富商何常逊之独子雨夜乘坐马车在公共租界马路上正常行驶时遭遇车祸不治身亡，何氏认为这是租界当局管理不力之责任，遂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肇事汽车车主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扬言如果不能讨得合理结果，“必将穷尽一切手段追求公道正义”。该消息被报纸披露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殊不知，该诉讼的最后结果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引出了沪上首次针对机动车的交通整治行动……

雨夜车祸

沪上富商何常逊之子何立业为何门独丁，从教会中学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1917年5月27日，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星期日。何常逊的结拜弟兄、沪上大明铁工厂老板沈思三的父亲七十寿庆，何氏当时正在南京出差，事先指令其子何立业代表他前往盆汤弄桥堍沈府祝寿。何立业奉命前往，被主人挽留出席当晚的寿宴。

当晚8时许，寿宴结束，何立业告辞，乘坐由沈府专职车夫浦东人杜木根驾驭的私家马车返校。马车离开沈府，往北过了盆汤弄桥后向西拐弯，沿着苏州河边的北苏州路行至北浙江路（即今浙江北路），正在往北拐弯时，从北浙江路北侧驶来一辆黑色别克轿車，据当时报载称，“该车疾如狂风闪电，马车夫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时，车头犹如电光火石般地疯冲莽撞而来，撞在马车后厢座”——可想而知，遭到这等速度冲撞的马车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厢座里的乘客何立业“应声飞出车厢，跌落桥面，血流满面，脑浆迸溅，当场身亡”；车夫杜木根“腾飞空中，跌落汽车顶棚，复翻落于路面，口吐鲜血，尚有呼吸”，不过，急送附近公济医院，“医生当即开膛破肚，检视之下，瞠目结舌，言其内脏已破碎，无救矣，遂殒命于手术台”。

肇事轿车挂江苏省牌照，系苏州富商陶伯康的私家车。当天中午，车主陶氏命专职司机其堂弟陶应亮驾车载其来沪办事，下榻于南京路大东旅馆。晚上，陶氏在“老正兴”宴请上海亲友，餐后陶应亮驾车把其中一位客人送回闸北住所，返回时车速过快，且晚餐曾饮酒，意识不及平时清晰，遂酿此祸。事故发生后，陶应亮见势不妙，当即弃车而遁。不过，现场那辆别克轿车暴露了车主身份。接到路人报警后前往现场勘查的公共租界巡捕房于次日上午查到了一应情况后，在北火车站截获了已经得知事故后企图撒手不管先回苏州后再作计议的“别克”车主陶伯康。审明情况后，由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出面向苏州方面提交引渡公文。5月29日，陶应亮被捕，由苏州警方派员押解上海，办理引渡移交手续后关押于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同日，已交保软禁于大东旅馆的陶伯康被解除软禁，允其返回苏州。但陶应亮因办案巡捕在移送会审公廨的案卷上特地注明“此案关系重要，交保一层捕房不能赞成，应请堂上注意”而被公堂初审时判定“驳回交保申请，回押捕房”。

5月31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意外收到死者何立业之父何常逊及司机杜木根之妻杜梁氏联合具名递交的一份使谳员（正会审官）翁笠渔大吃一惊的民事诉讼状子：要求判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肇事司机、车主共同承担车祸的民事赔偿计银洋壹万贰仟元以及工部局在《申报》《字林西报》上刊登经原告审查并同意的道歉启事。

出乎意外

死者家属为打官司，以重金聘请了宋锦渡等三名律师，号称“律师团”。原告将工部局列为被告，要求工部局总办禄士出庭参加诉讼，其理由是：根据工部局有关治安和交通管理的章程规定，在公共租界范围内按规定正常缴纳捐税的居住人、经营者，有权享受工部局提供的有关保证生命财产、人身名誉、行动自由等不受侵犯之权利，工部局应竭尽全力保证前者行使该权利。本案中的两死者在夜间驾驶和乘坐马车行进于租界马路，并非违反交通规定，却被被告之一陶氏高速驾车冲撞而导致车毁人亡。工部局如按交通管理章程正常行事，平时应对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大力宣传，对本埠及外埠来沪汽车车主、司机经常告知交通规则，甚至定期予以考查；无论白天夜间都应派出足够之警力进行道路巡查，依章制止违章驾驶行为。但据原告代理律师向会审公廨提交的证据表明：他们在事发之后的次日上午调查了肇事车辆驶经的北浙江路相关路段，不仅是事发当日相关时段，就是平时也是一到夜间就无警员巡逻，常常是整夜不见巡街巡捕（巡警）露面，也罕见捕房的巡逻车辆驶过。而律师通过正规途径向工部局财务处调取的本年一至四月的警务处各捕房之夜间值勤巡捕的膳食补贴费也显示，按照人头分摊方式计算，夜间巡街等外勤警员之巡街覆盖率、执勤的平均时间远远低于警务处向社会公布的《公共租界巡捕房道路巡逻章程》之规定。综上，原告认为警务处没有尽到发现并制止所有违章汽车出没于租界道路因而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的潜在危害，所以这是警务处对下辖巡捕房的管理失职，而本次车祸则是这种失职行为导致的必然后果，故应承担道歉、赔偿义务。

正会审官翁立渔吃惊归吃惊，但还是决定按照章程行事，向工部局发出了传票。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到传票后，总办禄士当天亲自召见工部局的常年法律顾问英国律师安德森商量对策。随即又向董事会报告，要求董事会开会研究是否应诉等相关事宜。6月2日，董事会开会商讨此事，最后决定“以和为贵”，责成禄士负责与原告沟通，动员原告撤诉。禄士与警务处沟通后，最后决定指定主管租界交通管理的交通巡官（按：巡官系公共租界警务处的高级职务）柯林斯负责主持和原告沟通。

柯林斯知道这件事必须做好，不能做坏，因为他是负责租界交通管理的，该案如果进入诉讼阶段，那矛头指向肯定就是他了。柯林斯受聘来沪负责租界交通已有十余个年头，对上海的风土人情、官场套路、帮会情况等了如指掌，乃是“上海通”。当下，柯林斯一番考虑后，决定请供职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顾竹轩摆平此事。

顾竹轩系青帮大字辈头目刘登阶之徒，当时已经形成自己的势力，手下有数百苏北籍徒弟，人称“江北大亨”。后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掩护、护送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并为运送物资和医药用品去苏北根据地提供方便，故新中国成立后曾以特邀代表名义出席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6年7月6日在上海病逝。以顾氏之能量，要搞定此事当然不会特别犯难，他亲自出面，跟何氏家族方面一番沟通后，竟然弄出了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结果：原告撤销对工部局的指控，工部局则在公共租界范围内进行“整肃汽车驾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整治交通”。

整肃行动

1901年，匈牙利人LEINZ把第一辆现代汽车——通用汽车的oldsmobile Modell R通过海运从美国出发途经香港运抵上海，获得了上海公共租界颁发的中国第一块汽车牌照（尚未有章程，是按照马车标准上的牌照）。之后，沪上不断有中外人士购置汽车，至1917年6月底，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发放的汽车行驶执照数量统计显示，上海当时已经有各类汽车1649辆。在当时，私家汽车拥有者通常都是各类有钱的特权阶层，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过租界当局竟会来一场“整肃汽车驾驶”。随即“整肃汽车驾驶”就拉开了帷幕。据事后被新闻记者从巡捕房内部挖掘到的材料显示，这场整肃由交通巡官柯林斯担任总策划兼总指挥，整肃方案由其亲自执笔撰写，整肃对象除了汽车司机，还有摩托车司机；整肃情形共有四种：无证（车辆执照和驾驶执照）驾驶、超速驾驶、超载驾驶和酒后驾驶。由于当时的科技还没达到较高水平，没有什么雷达测速仪、酒精检验仪等测定仪器，所以这两项的事实认定由执勤巡捕自由裁量。巡捕凭感觉认为车速过快，那就是超速行驶，要受到惩罚；巡捕拦下车辆后，觉得闻到了酒味儿，那就是酒后驾驶。熟知中国社情的柯林斯知道这种裁量方式容易导致基层印捕、华捕发生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行为，故特别规定如果在执勤中发生当事人不服违章事实认定，应该通知西捕（欧美籍巡捕）到场作最终裁定。

1917年6月14日，公共租界开始进行一场上海滩有史以来的首次交通整治。当天，公共租界范围内共有58辆汽车、19辆摩托车在行驶中被巡捕截停，其中未曾违章的无辜司机有43人，检查驾照和确认并非酒后驾驶后当场放行，34名司机分别被查出无证驾驶、超速、超载和酒驾，处置方式是人员当场拘拿、车辆扣留。按照规定，凡是被巡捕拘拿的对象，一律送交会审公廨审判裁决。会审公廨方面事先未曾接到租界的通知，一下子送来了这么多案子，不免手忙脚乱。于是承办官就很恼火，马上“回报”——一律不准保释，所有人犯一概“还押捕房”。各捕房的头目寻思这场整肃要持续一个月，每天抓若干人，巡捕房不是监狱，只有若干间临时羁押室，还要关押被捕的其他人犯，怎么关得下？于是就向上报告。这下，警务处方才意识到不妙，于是就让柯林斯去拜访会审公廨正会审官翁笠渔，打招呼表示歉意，这才获得解决。从次日起，通常处置方式是：交纳保金并提供铺保后，当场准予保释，五天之内来公廨领取罚款单，交纳罚款后销案；如果情节较重，那另有处罚，重的处罚是判处三月以下徒刑，送交提篮桥监狱服刑；轻的处罚则是吊销驾照，或者暂扣驾照多少时间；对于无证驾驶中情节较重的，则判处“由捕房记录在案，多少时间内无论以任何理由提出申领驾照的，一律驳回，亦不得参加练习驾驶和考试活动”。

之后连续三天，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下辖之14个巡捕房的巡捕，日夜出动，加班加点。步骑巡街巡捕不够，抽调负责侦破刑事案子的便衣警员即包打听增援，甚至连内勤警员也被派上街头执勤。这样三四天折腾下来，一干巡捕吃不消了：工作如此辛苦，酬劳并不增加，最多发一点夜宵补贴。于是，有人就请病假，还有人出现消极怠工现象。被柯林斯查出后，按规定给予处罚，甚至有警员被关了禁闭。如此，在捕房中地位最高的西捕不高兴了，有人向工部局董事会咨政机构之一警备委员会反映不满情况。警备委员会向董事会转达意见后，警务处找柯林斯谈话了解情况。柯林斯于是意识到自己可能过于较真了，决定改变做法，适可而止一点。他是“上海通”，知道沪上市民有怕丢面子的习惯，于是决定在处罚违章司机的同时，予以新闻媒体曝光，这样对其他司机也是一个警示。这样做，可以减少违章，巡捕的工作量也就相应减轻了。

于是，柯林斯派人跟沪上影响最大的《申报》联系，要求报馆刊登新闻稿对违章司机予以曝光。很快，《申报》就接连刊登了两则新闻，一则题为《驾驶汽车之违章》，全文如下——“蔡阿荣之妾徐氏（即前为妓女之王英），前晚自驾七百七十一号汽车在黄浦滩（按：即外滩）疾驶被捕，查见以其并无开驾汽车执照，有规定章，当将蔡妾带入捕房转送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昨经王肇之襄谳（按：襄谳即副会审官）会同英白副领事提讯，先据总巡捕房三道头西捕上堂禀明前情，以被告违章且与行人生命颇为危险请为严究，以儆效尤。嗣后中西官判蔡徐氏交一千元大洋并保候，下礼拜一讯核。”

这则新闻虽简短，但所曝私料却颇为刁钻，首先把蔡阿荣推了出来。笔者查不到此人资料，料想既然能娶妾购车，想必是富豪，而从姓名看来，此公出身并不显赫，因此估计是个“土豪”。其次，把违章者曾是妓女的个人隐私也予以披露，这对于徐氏也好蔡氏也好应该不是一桩光彩事儿。第三是把违章私家车的牌照号码公布于众，这对于徐氏今后使用该车可能会有影响。再说处置意见，保释金被判定需交壹仟元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菲的金额。当时，一辆全新别克轿车的价格也不过在一二千元左右。徐氏后来被会审公廨判处关押七天，保金折抵罚金，予以充公。

另一则新闻的标题是《老牌司机违章照罚不误》，全文如下——“住居美租界（按：此系上海开埠初期被美国辟为租界的上海虹口部分区域，1863年9月英美租界合并统称公共租界。但沪上市民仍按老习惯称呼）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一百七十五号门牌之湖州人顾伯记前晚驾驶二十四号汽车驶至西藏路，被三十七号三道头西捕查见，以其违章将顾带入捕房。昨解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受审，经中西官讯知顾原已经考试获得汽车驾驶执照，且已有十三年开车历史，系沪上老牌司机。但今年年初顾之驾车执照已经过期，并未向工部局换取新照，应按无开车执照违章驾驶，故着罚洋四十元充公以儆。”对顾伯记的违章判罚体现了“区别对待”，同样是无证驾驶，估计是考虑到他是老司机，其违章行为不至于像从来没有经过考试并获得驾照的徐氏那样可能会对“行人生命颇为危險”，所以对其汽车牌照号码没有公布，罚款金额也只是徐氏的二十五分之一。

以《申报》的影响，这两则新闻刊登出来后，对沪上拥有私家车的车主和司机颇有触动。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内部报纸《警务日报》披露，汽车违章直线下降，由最初的每日数十起降至数起，有时甚至全天未查得违章车辆。不过，摩托车司机违章驾驶现象仍旧频出，据柯林斯调查，认为这可能是驾驶摩托车的“多系富人之少爷、资本家之小开，官僚之公子，皆为纨绔子弟”，他们有钱，对罚款无所谓。于是，当即修改摩托车违章处罚章程，凡是有对“行人生命颇为危险”之可能如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载驾驶等行为之司机，一律予以逮捕，不准保释，判处一月以下徒刑，并永久吊销驾驶执照，永久不得再行申领。与此同时，按照新章程对被查获的违章骑手进行严惩。双管齐下，终于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这样，原定为期一月的整治行动，到7月初已经达到了效果，于是，工部局决定提前结束。违章驾驶的交通乱象在法租界、华界也同时存在，公共租界在进行整治时，法租界当局和华界主管机构淞沪警察厅对其进行密切关注。公共租界宣布提前结束后一周，法租界公董局也决定开始整肃机动车违章。稍后，淞沪警察厅也宣布进行整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