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下晚涛哀”：细说《马关条约》谈判
陈仲丹
春帆楼本是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市红石山下海边的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其突然间名噪天下，载入史册，皆是因为在1895年的三四月间，李鸿章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在这里谈判，双方签订了对中日两国影响巨大的《马关条约》。要了解这一条约以及决定条约内容的这场谈判，还要从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说起。
1894年6月，日本先是利用朝鲜内乱，鼓动中国派兵入朝。紧接着，日本也派兵进入朝鲜，寻衅挑战，将中国推到中日大战的边缘。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袭击北洋海军的护航舰只，击沉清政府租用的英国“高升”号轮船，船上800多名清军官兵殉难，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一场大战。让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始料不及的是，以李鸿章属下的淮军为主力的清军对日作战接连失利，先是陆军在朝鲜败退，后来北洋海军的主力在黄海大战中遭重创。到这年11月，旅顺前线的战局不利，清政府担心战争会打到京城，开始考虑与日本议和，于是想到了长于外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派人去天津与他密商，由此开始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求和历程。
遣使被拒
李鸿章得知朝廷有求和之意，遂德国人德璀琳带着中国政府的照会和李鸿章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在神户，德璀琳遭到伊藤首相拒见，只得乘船返回天津。清廷宣布派尚书衔的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1895年1月31日抵达日本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
当时在战场上，日军虽取得一连串胜利，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还在，湘系军队正源源不断调往东北战场，寻机决战。伊藤博文认为，清政府派资望较低的张荫桓、邵友濂为和谈代表，就是中国方面不承认完全失败的表现，估计清政府一时不会接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看来媾和时机还不成熟。他与外相陆奥宗光商量，在2月1日检查中方代表的委任状时找了个借口拒绝谈判。第二天，双方代表再次会晤，伊藤博文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在咆哮谩骂了一阵后宣布，因“两贵使之委任状甚不完备”，中止谈判，并一再下逐客令。2月12日，备受挫折和屈辱的张荫桓、邵友濂一行在长崎码头登船回国。
李鸿章赴日
日本拒绝中国使节，破坏广岛会谈，主要借口是清政府派来的谈判代表地位太低，全权不足。那么它要清政府派什么人来呢？伊藤博文在广岛曾提醒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伍廷芳：“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奕）或李中堂（李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这时日军已占据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朝廷中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更为迫切。她亲自出面召集枢臣会议，于2月13日，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
2月17日，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谈条件：“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2月22日，李鸿章奉召来京参加御前会议。光绪坚拒日本的割地要求，户部尚书翁同龢主张宁可多赔钱也不割地，军机大臣奕劻主张为保住京城可以割地。李鸿章则表示不敢承担割地的责任，他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整个谈判中割地是关键。李鸿章在京城连日拜访各国驻华公使，请求列强共同“劝阻”日本，请其放弃割地的要求，却四处碰壁，转而也趋向割地求和。但他知道割地“关系之重”，一旦割地，他将遭国人唾骂，所以坚持“请训”，要求得到光绪的“面谕”，明确责任。这时前线的局势更加恶化，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光绪迫于形势，不得已命奕传话，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在用词上“商让土地”比“割地”委婉），但又告诫他要“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夺”，尽量讨价还价。3月4日，李鸿章与光绪单独见面，得到写有“便宜行事，预定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字样的敕书。
3月19日晨，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3月20日下午，李鸿章与参议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曾为驻日公使两年，懂日语）、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离船登岸，乘轿前往谈判地点——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的春帆楼。
在春帆楼等候中方代表的是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李鸿章依照国际惯例，要求“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创造和谈的气氛。伊藤回答：“此事明天作复。”然后双方寒暄一番。第一轮谈判属于礼节性的，未涉及具体问题。
日本方面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战，故而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开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其目的是要以此严苛条件迫使清政府打消停战的念头。
李鸿章听完，连呼“过苛！过苛！”质问道：“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再想想办法，伊藤回答：“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最后日方要求在三日内答复。谈判一结束，李鸿章连忙向清政府电奏日方的停战条件。光绪见日本“要挟过甚”极为愤慨，清政府指示李鸿章将日方的停战条件“暂置勿论”，要求日方公布具体的媾和条件。
小山行刺
3月24日下午4时15分，第三轮谈判（这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驻地引接寺。行至距引接寺不远时，忽有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暴徒从人群中窜出，直到轿前，向李鸿章开枪射击，击碎眼镜，子弹击中左颊骨，顿时血流不止，人昏晕了过去。小山丰太郎被捕后声称：日军不应放弃占领北京，他反对这时与中国签订和约，此人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鸿章遇刺受伤，国际舆论哗然。李经方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说：“此事恐不能了局。”日方此时已获知中方密电码，对李鸿章与国内的来往电报内容均已知悉。陆奥宗光看到破译的李经方电报，猜不透是什么意思，非常紧张。为避免李鸿章借此回国，中断谈判，招致列强干涉，天皇特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相继来引接寺，探视李鸿章的伤情。为稳住李鸿章，日本方面还做出除台湾、澎湖列岛外，其他战地无条件停战三周的允诺。李鸿章的左脸包扎着绷带，听到允诺停战，右眼流露出欣喜神情，向陆奥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这时李鸿章若是就被刺事件向日本展开外交攻势，并诉诸国际社会，或是以伤重中止会谈，迫使日本让步，对中国将会比较有利。
艰难的谈判
4月1日，中日双方重开谈判。当天，日本代表将本国政府提出的媾和条件底稿送到李鸿章寓所。条约底稿要求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3亿两；中国增开顺天府（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等七处为通商口岸；日本商民运进中国各口货物减税，免除厘金；日本可在中国开设工厂等。限4天内答复。
李鸿章看过后，对日本勒索之苛、欲望之贪感到惊愕。4天的期限一到，李鸿章交了一份“说帖”，作为对日方的答复。在说帖中他没有用外交辞令，而是采用以情感人的方式抒发感慨：“中日系紧邻之国，史册文字、艺事商务，一一相同，何必结此仇衅？国家所有之地，皆列代相传数千年数百年无价之基业，一旦令其割弃，其臣民势必饮恨含冤，日思报复。”然后在说帖中将日方的要求分为四项，即朝鲜“自主”、让地、兵费、通商权利。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其他三项都有所论驳。
清廷内部对日方的媾和条件看法不一。按光绪之意，是“颇在速成”，希望早日缔结和约。奕等人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辽东），只割一地。翁同龢力陈台湾不可割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光绪皇帝难以抉择，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指示李鸿章“直抒己见”，“先将让地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赔款一亿），与日方代表“竭力申说”。
因李鸿章受了伤，日方建议加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得到清廷批准。父子两人同为全权大臣，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方这样做自有其目的，他们认为，李经方年轻，比较容易对付。4月8日下午，伊藤博文在他的行馆板着脸对李经方说：“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的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李经方被吓得不知所云，连忙答应立刻报告给父亲。在伊藤博文的催促下，李鸿章提出新方案：日方要求割让包括辽阳、鞍山在内的奉天南边地方，中方主张割地限于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这样使辽东割地减少约一半；日方要求3亿赔款，中方以1亿应之。4月9日将这一修正案送交日方。这天下午，李鸿章给国内发电，叙述了伊藤博文的威胁之词，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为止。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云添？乞预密示。否则，只能罢议而归。”这份电报被日方破译后，对李鸿章不惜谈判破裂的态度感到意外。陆奥宗光认为这是李鸿章谈判的底线，从而与伊藤博文商量，修改日方的条件，对辽东半岛的割地缩小范围，割地到海城为止，这与李鸿章的方案一致；赔款减为2亿两；开放口岸由7处减至4处，减少开放北京、湘潭、梧州三地。
4月10日，李鸿章带伤去春帆楼与伊藤博文谈判。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2亿两，割让辽东半岛（范围有了缩小）、台湾、澎湖。伊藤蛮横地声称，此次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藤道：“只管声辩，但不能减少。”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反复辩论两小时，伊藤口气毫不松动。先谈赔款，李鸿章坚持“为数甚巨，不能担当”，伊藤说：“减到如此，不能再减。”李鸿章力陈中国困难，伊藤则说中国“财源甚广”。后谈割地，李鸿章说：“营口为通商口，万不能让。”伊藤道：“兵力所得，举国咸争，我亦不能让。”李鸿章问：“台湾，日本兵所未及，何故强让？”伊藤道：“水陆云集，无虑终不能得，应请早让。”最后伊藤赤裸裸地威胁，有60艘运兵船在广岛待命，可载兵数万，随时可解缆出发。
第二天，伊藤博文去信催促，说是现在不答应日本的要求，以后连这样的条件也难得到。李鸿章将日方的条款及要挟情况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12日，李鸿章给伊藤写信，要求双方再会商一次，在让地、赔款等条款上再放宽一些。伊藤回复“无可再商”，“所宜回复者，唯有允否两字”。14日是日方限定的最后答复时间，李鸿章要求延至15日下午。他给清廷发报称，第二天下午四点是定议时间，过期作废，“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清政府唯恐京师不保，于14日、15日连复李鸿章内容相同的两份电报，传达圣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定夺。”
接到同意签订和约的最后谕旨，李鸿章于4月15日在春帆楼与日方举行最后一轮谈判。这次谈判长达四个半小时，一直延至上灯时分。李鸿章仍试图与伊藤博文做最后的讨价还价。他要求将赔款再减5000万两，5000万两不能让，让2000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两，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出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哀求，少许减一些，算是送给他回国的旅费，弄得伊藤说，议和不是市井做买卖，“彼此争价，不成事体”。最后，李鸿章发狠道：“如此口紧手辣，将来必当记及。”日本方面通过破译密电，知道清政府已授予李鸿章“权宜签字”的权限，所以不管他如何再三恳求，日方就是不肯作丝毫让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博文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展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自感腹饥特甚。”
空前国耻
4月17日上午10时，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来到春帆楼，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日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国耻，其丧权辱国的程度甚而连后来的《辛丑各国和约》都不能超越。尽管《辛丑各国和约》的赔款数额是空前的，但《马关条约》将一个省割让给外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惨痛的事件过去已经120年，痛定思痛，后人应该从中得出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马关条约》的签订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直接后果。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腐朽的清政府则负有极大的责任。若论武器，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大致相当，与几十年前鸦片战争时中英双方武器差异悬殊的情况截然不同。令人遗憾的是，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总体上作战不力，海军尚有激烈的交战，而陆军中除聂士成等少数爱国将领外大多未作顽强抗击，往往是一战即溃。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负有治军不严的责任。
其次，谈判桌前的较量要以战场上的对抗为后盾。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内治不修，兵疲将惰，结果是战不能战，求和心切，总是期望以利益的相让来保得平安，没有破釜沉舟、有我无敌的决心。实际上日本侵略者是外强中干的，如果中国有决心打持久战，日本是拖不起的。即使在谈判桌上，如果有不惜谈判破裂，撤使再战的决心，本可以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这一点从李鸿章在谈判时发电称要“罢议而归”，日方就做出较大让步即可看出。
最后，李鸿章在谈判策略上也有不少失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基调是软弱的，目的是要速成和约。在他遭日本暴徒刺杀时，不敢以此为契机停止谈判。另外，在外交上他还有几点具体的失误：一是用人唯亲，提出以自己儿子李经方为副使，致使伊藤博文以李经方为突破口，威胁恫吓促使中方尽快签约；二是不该在谈判中任用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为法律顾问，此人与陆奥宗光是故旧，在谈判中实际是偏向日本的，在签订和约后，又催促清廷尽快批准，是个内鬼式的人物；三是密码被日本破译竟不知，使得中国代表团无密可保，在外交交涉中总是处于下风。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春帆楼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之地。17年后的1911年，梁启超曾去春帆楼凭吊，百感交集中赋诗一首：“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伤痛的历史，人人奋力为之，洗涤前耻，共同振兴我泱泱中华！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