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融入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阐释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消解他们面临的价值冲突，塑造健全人格，调节并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从而帮助他们早日适应城市生活，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旨归。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兼具有农民工和青年双重身份，是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稳定价值；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城市乃至农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价值；社会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D42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3-0075-04

[收稿日期]2013-1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2YJC710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2HGXJ0093）。

[作者简介]房彬（1978- ），男，安徽临泉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问题。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民工潮，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而不断壮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2年我国农民工总量逾2.6亿人。经过30余年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近年来，学术界注意到农民工群体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学界热切关注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在内的众多学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生存状态、城市融入现状、阻碍因素以及融入策略等进行了阐述。但基于学科视角检视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学术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很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思想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城市融入的进程和效果，对这一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一、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感在减弱，而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渴望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指他们由农村向城市空间上的转移以及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职业上的转换，还包括他们心理层面的调适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与融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问题，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可以促使他们早日适应城市生活，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最终实现市民化，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个体价值。这一价值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一）引导政治方向。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农民早已告别缺衣少食的时代，正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新生代农民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享受着改革的红利和发展的成果，他们明白，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个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因而，整体而言，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拥护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新生代农民工理想信念模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个别新生代农民工受到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甚至诋毁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牢骚满腹，在未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随意发表一些突破政治底线的言论，造成不好的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不仅是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决定着人的发展方向，影响着人的其他素质的发展和发挥。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普遍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部分人还是高中甚至专科毕业，但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亟需提高。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在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头脑中滋生并疯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同程度地失去了本该具有的勤劳、朴实、正直、诚实等优点，取而代之的却是自私、物化、放纵等不良倾向[1]。新生代农民工从农业文明主导的乡村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城市社会后，生活和工作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现实中“游移”的生活相对应，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处在一种“非城非乡”的“悬置”状态，“他们的肉体置身于其中的那个眼花缭乱的美好世界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灵魂永远游走在城市的边缘”[2]（P72），部分人陷入“精神的贫困”或“精神的困顿”之中。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健康生活和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消解价值冲突。

“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某种事物对人的作用、意义、价值的观点、态度和看法”[3]（P2），“是人区分好坏、美丑、益损、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4]（P5）由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异化，把人生的价值定位为追求感官快乐和物质享受，认为人生的真谛是享受，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尺度扭曲，把拥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甚至为了金钱不择手段；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过分强调个人价值而忽视社会价值，甚至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一方面，成长于乡村的经历，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还一定程度上受到农村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的岁月，又使得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作为“夹在中间的一代”，他们的价值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左右挣扎”，乃至发生“价值冲突”。价值冲突也就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价值冲突，包括追求理想与服从现实的冲突、物质满足与精神追求的冲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冲突等[5]（P107-120）。这些价值冲突，实际上是由城乡文化差异导致的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的具体表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产生消极影响，迫切需要消解。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消解价值冲突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因为：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他们摒弃功利性的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适应城市生活的现代价值观，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他们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为集体利益和社会发展而奋斗。

（四）塑造健全人格。

人格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一个人的品格、品质、思想境界、情操格调等。拥有健全的人格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现实情况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2010年上半年，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员工十二连跳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学者郭星华等人曾经利用“心理灰度”，即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灰暗程度描述农民工的心态与情绪。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并非所有的农民工都具有不良的心态与情绪，但总的来说，农民工的心理状态更偏向于消极的一面[6]（P124）。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还不适应，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来到城市后，耳闻目睹家乡和城市、个人生活和城市市民生活的差距，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被剥夺心理、不平衡心理滋生；城市富人较高的收入、奢侈的生活也引起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羡慕和嫉妒，“怨恨”心理、“仇富”心理涌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忍耐性和心理承受力较差，易从外因分析问题，个别人把自身生活的不如意归结于社会，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畸形心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塑造个体健全人格，使社会成员形成崇高的精神境界，健康良好的心理品质。”[7]（P175）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实现这一任务。

（五）规范日常行为。

与祖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土地缺乏浓厚的感情，不愿种地，甚至认为“种地是一种没出息的事业”。来到城市后，他们不愿意再退回到农村，而是渴望融入城市，过上像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但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的存在以及城市高昂的房价，却阻碍着他们“市民梦”的实现。作为“漂泊的一代”，他们对城市缺乏心理归属感，虽然处在灯光闪耀的城市却两眼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约束力相对较低，又由于身在外地，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难以管理，家族宗法和乡村礼俗也难以约束，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最容易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中迷失自我，行为失范。譬如，不遵守城市基本规范，与城市市民或者其他民工产生冲突，发生口角、打斗，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法制观念淡薄，违法乱纪，危及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既破坏了农民工的整体形象，也影响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及城市的和谐。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很强的规范性，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使他们与市民和谐相处，成为遵守城市公共秩序、守法的公民。

二、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数的60%以上，超过1亿人，他们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一）社会稳定价值。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稳定，才能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亨廷顿看来，现代性虽然能够带来稳定，但现代化也可能引起动乱[8]（P37），“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8]（P35）。“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种高速跳跃或者说是挤压状态中展开的”[9]，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在花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某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和人群，迫切需要维护社会稳定。

众所周知，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根本容纳不了全部的农村劳动力，如果把所有农民都禁锢在家乡土地上，禁止他们向城市转移，这对农村将是一场灾难，遑论发展，稳定都成问题。从这个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对农村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稳定的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兼具有青年和农民工的双重身份，来到城市后，他们成为城市和谐稳定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之初，还能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城市，并将在城市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去在农村的状况进行比较，从而产生一种相对有所收获的感觉，因而表现得比较顺从，生活中能够安分守己，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他们对生活满意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城镇化、教育和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城市的新鲜事物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需求标准。新生代农民工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满足于地理空间上的横向移动，而是要求在地位上垂直上升，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然而，囿于城市发展水平和承载力，短期内城市社会还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新要求、新渴望，城市中现存的某些制度也阻碍着他们梦想的实现。结果，便在渴望和失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梦想与现实之间出现差距。这一差距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的颓废和不满，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外化为反社会行为，少数人违法犯罪。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2月发布的《中国法治蓝皮书》，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这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为社会增添了不稳定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和谐社会的构建价值[7]（P185），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体现了对他们的人文关怀，这对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功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统一他们的思想，使之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同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育人功能，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而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又决定了他们会以怎样的情绪态度、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参与到城市生活中，这成为关系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能够帮助他们掌握在城市生活所需要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培养他们的诚信意识及和谐观念，这有利于规范他们的行为，协调他们与市民的关系。最后，通过宣传教育、沟通协调、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以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诸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既不被局部的社会问题蒙蔽了双眼，也不因暂时的困难灰心丧气，亦不为眼前的个人利益斤斤计较，这显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社会发展价值。

1.对城市发展的价值。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属性，而且表明了“农民工”在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地位。虽然当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的定位还有其他不同意见[10]（P15），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农民工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提供了各种服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11]，学者许林详细论证了农民工进城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的影响。他认为，农民工进城后，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直接增长，二是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扩大了城市的消费市场，四是带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2]（P144）。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从人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经济行为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劳动者的关系分析，劳动者必须是具有一定综合素质的人，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属于精神范畴，但也具有经济价值[7]（P177）。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还可以教育他们，他们的劳动不单单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还具有崇高的的社会价值，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这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活力，调动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他们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投身到城市建设。其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清除头脑中遗存的不合时宜的旧思想、旧观念，这有利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最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纪律性，从而推动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

2.对农村发展的价值。

以农村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面向是向外的，城市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域，他们在城市获得经济收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生长于农村，并且他们仍然有长辈生活在农村，因而，他们和家乡农村仍然保持某些联系：他们中的部分人会在家乡建新房，结婚生子；他们也会向家乡汇款，为农村发展注入仅仅依靠农业无法积累起来的资金；春节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人会回家乡过年，为农村带回了城市文明礼仪、卫生、法律和现代文化；外面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会暂时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参与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受家乡政府的支持和鼓励，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会返乡兴办企业。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他们推动着农村的发展。在这些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村发展的价值得以体现。

很久以来，传统中国农民有三大生活目标：吃饱肚子、盖房子和娶媳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当前第一个目标早已实现，但建房和结婚仍然是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关联在一起的人生阶段性目标。结婚需要新房，但面对城市高昂的房价，新生代农民工即便想在城市安家，也大多只能望房兴叹，因而，在家乡建房便成为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盖房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一种证明他们能力、体现他们个人价值的手段，他们希冀藉此在村中挣得脸面，保持自尊。透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建房事件，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建房背后存在一种“面子”逻辑和“攀比”心理，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倾其所有，把自己多年打工所得连同家庭其他收入用在建房方面，其结果，房子越盖越好，越盖越高，哪怕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三口之家，仍执意在农村盖三层楼房，即便一楼将来仅仅存放柴火，三楼空无一物。这实在是一种浪费。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要量力而行，勤俭节约，不要把“建好房子”作为自己人生全部的意义，可以把资金用在其他对农村和农业发展更有意义的方面。与留守农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够强化他们与家乡的感情，鼓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为家乡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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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