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大会：在冒犯的边界，我们讲段子

谢梦遥+谢梦遥+张薇+季艺

开火吧，朋友。

肥胖，大龄未嫁，吝啬，长得丑……他们不会放过彼此身上任何一个槽点。头大，个矮，不搞笑，“活儿”不行……那个舞台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互相伤害。

尺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至少表面上如此。美中不足是，配套设施实在简陋，临时搭起来的不足两米宽的红幕布前，放着一个立杆麦克风，音响效果非常差。等等，你不会还以为这里说的是去年7月首播的那期网络综艺吧？

这是2013年6月，中国脱口秀界的第一场吐槽大会，深圳一群脱口秀（凡是谈话类节目都可泛称talkshow，本文专指stand-up comedy这种单人表演的喜剧形式）爱好者自发举办了这场活动。或多或少，你能感受到表演者的紧张。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喜剧演员，有着各自的本职工作。像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播出的《吐槽大会》一样，七八名参加者依次上台互相吐槽，有一名主持人，他的吐槽将穿插在串场介绍里，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主角最后上场。这一场的主角是一对80后夫妻档，程璐和王思文，两个人正是因说脱口秀相识。几个月前他们结婚了，朋友们商量如何庆祝，程璐提议，不如搞场吐槽大会吧。

这可是他自找的。上场的都是朋友，但那些家伙才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没有粗口、下流的语句，但有些朋友间的玩笑非常刻薄与重口味，调侃的内容甚至包括了新婚夫妻的性生活。

黄西2010年在白宫记者年会做了脱口秀表演，随着视频在互联网上的热传，令美式脱口秀的风潮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逐渐兴起。一个叫“谷大白话”的网友开始在微博发布他自己听译的包括《吐槽大会》在内的美国几档王牌脱口秀节目。北京、上海、深圳都有了不止一家脱口秀俱乐部，定期举办开放麦活动。相声演员王自健2012年在东方卫视开启了一档名为《今晚80后脱口秀》的周播节目，与其他那些冠以脱口秀之名的谈话节目不同，他真的是按照stand-up comedy的节奏与方式在说原创段子。

所有的这些故事，最终都将发生关联。

而深圳这群家伙，似乎更狂热一些。除了免费的酒吧开放麦，他们还办过剧场演出，但有几场票房相当惨淡，以至于他们需要自掏腰包请亲友来看以填满部分座位。他们寻找所有可以锻炼的机会，还自费跑到香港的大学里演出，每次都是当天往返。本行是一名英语翻译的程璐，翻译了一本名为《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的书，这是他花6000块钱买下版权，去香港找书号才得以出版的，主要目的不为赚钱，只为学习。黄西来深圳宣传自传，他们去排队等签售。那本书程璐看了不止一遍。

他们给《今晚80后脱口秀》投稿，段子选中的概率越来越高，程璐等几个人逐渐成为主力写手。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和节目组的人互相都没见过，联系只存在于网上。

哦，还有吐槽大会。后来他们搞过不止一届，还邀请过北京与上海的脱口秀演员参加。但即便是圈内人，也会对这种形式的表演水土不服。有人要求不得把和他相关的视频放上网。一个北京的表演者，事后把其他人的全部拉黑了。他当天的表现本来就不佳，用了一些老套的网络梗，遭遇冷场。随后上场的深圳表演者梁海源将打击加大了，将其归因于“吐槽的段子在网上抄不到”。因为有共鸣，刚说完就全场笑炸了，起立鼓掌。

过了一段时间，那名北京表演者才加回程璐，他仍对那场吐槽耿耿于怀：“你们这分明都是人身攻击啊！”

“我们没有经历过的表达方式”

现在，蔡国庆在小房间里踱着步，一遍遍地念着台本—《吐槽大会》的台词都是编剧提前写好的，反复体会着语气和节奏。有时，思考状态下的他，会干搓几下脸，那是他自创的脸部按摩操—放心，这个众所皆知的梗，早已经写进别人的吐槽了。距离跳入他自己挖下的坑，还有3个小时。他是这一场录制的主角。

接受邀请之前，他考虑了足足半个月。身边很多人劝他不要来。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我们这代的演员呢，是在过去的舆论的赞美声中成长起来的。因为那个年代，我们上什么电视采访，上什么春晚，你听到的全是赞美之声。”他对《人物》说。在采访中，他习惯用“这一代”、“我们”这些集体概念来表述“我”。

时代在变。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出现，拉近了明星与粉丝的距离，有些明星变成了段子手，时不时自曝其短，幽上自己一默，这反而增加了他们的亲和力。五花八门的挑战类真人秀，也令明星跳出了以往被重重保护的状态，展现出更生活化的一面，郑恺放屁的桥段也在《奔跑吧，兄弟》播了出来，这在10年前的娱乐业界简直无法想象。明星不再高高在上地端着，用蔡国庆的话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转化。”

但同时，明星也更容易听到那些批评的声音，有的是无聊甚至恶意的。“说什么的都有，还说你是不育症呢，各种试管，说的各种方法都有。那我都能够挺过来了。”说到这里，蔡国庆提高了声音。他不会假装那些谣言不存在，他当然介意那些谣言。

不久之前，蔡国庆带着儿子上了《爸爸去哪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因为我而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伤害，我相信每一個父亲都有这个心态。”

《吐槽大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代演员所没有经历过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不仅要直面别人的吐槽，还要说些自嘲的段子。“自己黑自己，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其实挺难的。”但他最终想，还是应该考验下自己的勇气。

至少到目前为止，进程良好。

“我过去的老粉丝，现在再见我，都有一种穿越感。蔡老师，您还健在啊。我以为您都走了呢……”念到一个段子时，他停了下来，皱了皱眉。这是一个常见的年龄梗。

程璐和王思文坐在他的对面，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笑果文化的编剧。这个公司是《吐槽大会》的制作方。此刻，他们专注地盯着蔡国庆的神情。

“我以为您都走了呢。”蔡国庆重新念了一遍，这次把重音放在了后几个字。原来，他不过是在测试更好的表达效果。“遇到这种粉丝我也是很无奈，”他抬起头来，脸转向《人物》记者，似有怒色，然后，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我怎么能走呢，我舍不得你啊。”

这时王思文插话了。“您可以更慢一点，像僵尸那种感觉。”她用一种苍老的语气，演示了一遍。蔡国庆照做了。说完之后，他愉快地眨了眨眼。

但即便是如蔡国庆配合度这么高的艺人，也在背稿的间隙对《人物》表示，对于开演后发生什么，仍抱有防范心态。他有他特别介意的东西。

“如果今天他们有的吐槽，是触碰到我不能接受的底线的时候，我会跟他们翻脸的。”加重了语气，他严肃地再次强调：“一定会的。”

“有点梁山聚义的感觉”

《吐槽大会》这个节目不是一蹴而成的，在下定决心启动项目前，笑果文化创始人叶烽做了很多的研究，很多圈内同行的意见是，“在中国不可能。”但最终给予他信心的，是一段制作粗糙的视频。

叶烽看的正是程璐、梁海源等人搞的草根版吐槽大会。“那个小片段看得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吐槽大会该有的气氛和风格，一个小碎片的视频里面看到了。”

叶烽的另一个身份，是《今晚80后脱口秀》的总导演。回头来看，那个以王自健个人表演为主、全年制作成本只有两三千万元的节目近乎一个小型试验—在此之前中国荧屏从未出现过形态上如此接近美式脱口秀的综艺，通过几年的运行，叶烽已经有了一套做脱口秀的方法论。他知道危险区在哪里—比如因为调侃历史，要小心被扣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也写过几次检讨。他的热忱未减反增。

通过《今晚80后脱口秀》，叶烽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写手网络。而《吐槽大会》的制作远为复杂庞大，他需要一支更大的全职团队。这个团队至关重要，将他们聚拢，不再为了眼下的一档节目，而是作为一个起点，去打造未来更多的美式喜剧。

而这些人不能只是在传统的喜剧编剧中寻找。他们要深谙脱口秀文化，他们要像美国的同行那样，经过大量开放麦的训练。叶烽知道他要找的人在哪里。

他开始了招兵买马。李诞和王建国是《今晚80后脱口秀》的核心班底，池子是在北京脱口秀节上挖掘的新秀，史炎是上海交大的校园“脱口秀一哥”……他们都加入了笑果文化。而深圳那批热情洋溢、彼此关系融洽的积极分子，将成为叶烽瞄准的重点。

为此，他专门飞去深圳，与程璐等人见面。他们畅谈到深夜，叶烽做了宏大的展望。“你不能匍匐前进，在地面靠个人影响力，这样一种方式去成长。这个力量不足以推动一个行业。”他对《人物》复述，“缺少头部内容的拉动，（脱口秀）不可能短时间里被大众接受到。”

程璐等人被打动了，陆续办理辞职奔赴上海。“大家有点梁山聚义的感觉。”来自上海交大的史炎说。

团队成型了。2015年10月，他们试录了一期样片。在这个从未公开的版本中，吐槽主角是王自健，参演者除了笑果文化自己的脱口秀演员，还邀请了几个电视台主持人。后来正式版的流程，也是在这期试录中摸索着建立的：外邀的参演者，分配给对应的编剧和导演，通过前期采访，了解每个人的说话方式、喜剧点—当然也要争取拿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编剧写出段子，并在上台前对参演者如何表演进行沟通、指导。

样片给了“谷大白话”（当年那个脱口秀骨灰级粉丝现在已经是超级网红了）、“叫兽易小星”、马伯庸等懂行的人，他们都看得很兴奋。样片还辗转到王思聪那里，促成了他名下公司对笑果文化的一笔融资，这是另一个故事了。一切反馈都是积极的—就观众的角度而言。

反倒是作为主角的王自健表达过担心，“你看我都不是什么大明星，我也会反感别人来吐槽我一些东西。”他拿自己举例，“你让我真的去吐槽别人，我以前说相声可能会，但是现在我已经在演艺圈里面了。我可能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想去得罪人。”他曾和《吐槽大会》制片人佐伊聊起。

“你确定这个模式可行吗？”他问。

“我对你们嗤之以鼻孔”

拒绝，拒绝，拒绝。前方回报的消息都不理想。

在《吐槽大会》筹备阶段，发给艺人的邀请多次碰壁。张杰、陈冠希、郭敬明、汪峰、孙楠、韩红……拒绝的名单在不断加长。节目组并非一遭拒就放弃，比如制片人佐伊拜访过黄子韬的团队3次，但对于一个没有先例、形态尚存模糊的节目，艺人们抱有警惕。但有些拒绝也颇为意外，比如在“网络二次元世界”出名的“王尼玛”，向来口无遮拦的商人周鸿祎，他们本是节目组志在必得的人选。

黄健翔差点要敲定了。酬劳已经谈好，节目组的人去北京和他见面，做进一步沟通。在这个环节里，需要与他确认，哪些话题能开玩笑哪些不能，结果一上来，他就被触怒了。事态变得无法挽回，黄健翔随后一直处于一种极为抗拒的状态里。结果可想而知，他决定不来了。

“我就列举了一下媒体上对他的一些负面评价，但是我说得太直了。”那名搞砸了的编剧对《人物》回忆，他开门见山提到了黄健翔10年前那场世界杯解说，他以为他不会那么介意。

在此之后，节目组也进行反思。“那个事件，你不能说他是受害者，但是对他的职业生涯又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你直接站在了一个他的對立面去问他，所以他就被激怒了。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需要知道真相的，至少你应该听听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制片人佐伊说。理想的方向是，吐槽的前提是对人的善意与理解，而不是树立起一个标靶。

在周杰成为第一期录制的主角之前，没有人能预见他能被说服。虽然他已经彻底成了网络文化的一部分—看看他那到处流传的鼻孔张开的表情包吧，但他一点也不喜欢被挟裹其中的感觉。甚至应该说，他是痛恨的，“这是对我的工作、我的演技的不尊重。”他有着坚不可摧的自我，在节目组与他的前期沟通中，他永远是话题的引领者，从“粉丝经济”、“书读得不够的人”、新兴的娱乐产品到一切浅薄的东西，他的批判意识格外强烈。

当周杰听说《吐槽大会》在美国蔚为风行后，他露出鄙夷神色，“你们怎么老玩欧美玩剩下的呀？”

后来，这句话被编排进了段子里。表演时，池子对周杰说：“你说我们玩欧美玩剩下的，你是我们玩剩下的。”这段表演结束后双方握手的环节，不知道周杰是不是真被惹不高兴了，他缩回了手，戴上墨镜。

担心录制中途出岔子，节目组还准备了一个放着周杰头像的iPad，一旦他气得走人，就摆到他的座位上。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周杰？连他的助理也大惑不解。可能就是气场对了。一个事实是，节目组前期与周杰见面3次，其中一次见面长达6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倾听。他们没有使用任何欺骗的手段，大致的吐槽要点，是经过了周杰同意的。

也许自始至终，周杰也没有变成另一个周杰，一个深具娱乐精神的周杰。很多时候他显得过分耿直，到哪儿都摆出一副不太高兴的表情，他对自己进入了表情包这个事实的讨厌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有一处细节，他的反应让所有人意外。在原本的台词里，他该说，“你们这些人还吐槽我鼻孔大？我对你们嗤之以鼻。”他主动提出，应该改成“嗤之以鼻孔”，这样更明确。

“你想他那么反感这个东西，没有想到他理解了之后，是愿意在这上面去加工的。因为没有违背他的内心。”佐伊说。

“这件事情本身很残酷”

首期节目上，周杰遭到了“围攻”，其他人对他并不客气，能想到的槽点基本都涉及了。但从事后的反馈来看，他并没有因此变得更令人讨厌，一些声音还表达了对他真性情的赞许。

有了这个示范，此后对明星的邀约容易了很多—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被拒的，但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感觉，《吐槽大会》能帮人完成形象的正向扭转。唐国强因档期不合暂时无法参演，还好心给制片人佐伊推荐曾在上世纪80年代入狱的迟志强，“帮他洗洗白。”

放在今天的法治社会来看，迟志强的遭遇是一个沉重又荒谬的悲剧。但佐伊并没有邀请他，“这不是一个洗白的节目。《吐槽大会》更多地是让观众看到艺人相对比较真实的一面。我觉得适合有点争议的，或者是说普遍观众对他的认知有一点小偏差的人。”归根结底，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给年轻人看的节目。

即便对于某些极具话题性的艺人，节目组始终没有迈出邀请的一步，比如曾陷入艳照门的张柏芝，“哪怕是让她正面地去回应这个事件，告诉大家她是一个受害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残酷的。”佐伊说。

周杰那期《吐槽大会》去年7月在腾讯视频上线，24小时后播放量就超过1000万次。但很快，节目就消失了，直至今年初再次上线前，很长时间里，没有任何《吐槽大会》的消息。按照节目组对外的统一解释，那只是试播版。

“正式版”的《吐槽大会》在吐槽火力上弱了很多，不再出现任何与性有关的段子。从某些角度看，这甚至是一个可以在电视上播出的节目。它不像另一个现象级网络综艺《奇葩说》那样对特殊词句有消音处理，因为根本不需要，那些词句保证不会存在。

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有很多微妙的变化。“打人”这个词消失了，连同那些挨揍的段子，因为容易被指责为“宣扬暴力”。“骂”这个词也尽量别出现，可以用“嘲讽”代替。在有郑恺参加的那期，虽然围绕他放屁的糗事编排了很多吐槽，但“屁”这个词一次也没出现过，要避免屎尿屁倾向。可以说一个男人“娘”，但不能说他“像女人”，凡是容易带来麻烦的措辞都要多加小心。如果你开始琢磨某个段子是否需要删掉，那么你八成要删掉。有一期吐槽某位表演者的缺少男子气概的段子，在临录制前全部紧急替换掉了。他有特殊的体制内身份，应避免不当联想。

笑果文化称，这种调整是自觉行为。“我们相当于是个道德模范。”叶烽说，“基本上中国没有比《吐槽大会》目前尺度更纯净的网综了。”“尺度”与“纯净”搭配，语法上不通，作为《吐槽大会》的导演，叶烽接受采访时措辞非常谨慎。

为了保证那些后期出于种种考量而剪掉的片段不泄露出去，观众要在录制前交上手机。即便像《中国好声音》这类对保密性有极强要求的节目，也没有采取过同样措施。

张绍刚担任主持人，他不希望外界对《吐槽大会》的曲折经历有过多联想，“请大家不要在这里投射”，他反复对《人物》强调。

他更乐于谈论节目的积极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议论别人的权利，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议论我们的权利。不能给人把这个权利收回。《吐槽大会》有一种精神，当面议论。”

不同的受访者与《人物》谈到节目的意义：叶烽提到了开放与包容，“它是有背后的价值观支撑的，不是一个纯粹毫无营养的网综”；歌手吴莫愁在参演后说，她感受到“笑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一位笑果文化的员工表示，节目符合政治正确，“不是号召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一次又一次，意义被谈及。这些话本身传达的信息，与为什么是这些信息在传达，同样重要。相比之下，充满了粗口与黄暴段子的美国版《吐槽大会》，从来无意被赋予意义，甚至在消解意义。

“大家看到的只是冰山的尖尖”

蔡国庆的吐槽大会火热地进行着，现场感觉要比网络观看更热烈一些。他介意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新版《吐槽大会》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和谐气氛，甚至有点太和谐了，张亮几乎每次講完一个段子，都会向涉及的人双手合十致意。

一个小高潮在吴莫愁模仿起另一位参演者MC天佑直播时出现，引发全场爆笑。“天佑因为要直播，一直不敢做痔疮手术，怕耽误。我觉得不耽误，你就直播做手术啊，肯定很多人给你刷礼物。感谢老铁送上的纱布、麻药，哎呀没那么疼了……”

痔疮手术是真的。“我刚出院，他们就已经把这个编到里面来，挺让我意外的。”MC天佑后来对《人物》说。但他毫不介意，甚至认为，应该“能再狠一点儿”。

一般来说，被吐槽者不知道涉及本人的具体吐槽的梗是什么，但能知道大概的要点。关于MC天佑的痔疮，大概是例外，但他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艺人。

虽然自嘲文化已在演艺圈盛行，但这依然是对个人形象有着极强保护意识的群体。对于哪些槽点可以在节目里说，女星往往比男星要抠得细节一些。偶像型明星尤其纠结。

曹云金什么都能說。周杰第二次受邀，除了不愿意被牵扯进德云社的恩怨，什么都能说。一个歌手起先不愿谈他的歌曲抄袭，沟通了几个来回后就答应了。郑恺的经纪人几乎要删掉所有段子，把台本拿给他本人看，却没什么太大异议。有个明星允许说他脸长，但最终也没同意提侵犯他姓名权的那档官司。

重要的是让明星放松下来。负责台本统筹的李诞被派去跟李湘沟通，他们聊得很愉快。然后李诞小心翼翼地提到外界传言的“一姐之争”。“哪有这回事，谢娜每年都给我女儿送礼物，经常给我发。”李湘说。

“那你是不是没回过呀？”李诞说。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李湘哈哈大笑。

“那我就写了。”一个段子成立了。

每期的台本超过一万字，每个表演者讲大约20个段子，总计至少160多个段子。草稿写出来后，是两次“读稿会”，编剧们在会上把这些段子读出来，打磨、删改。交到艺人手里，收到反馈意见—往往不止一轮，再修改。

然后就是登台前的练习了。编剧们又出动了—不要忘了他们也是脱口秀演员，此时他们将成为艺人的辅导员。有些时候，艺人行程紧张，他们需见缝插针。程璐去过两次曹云金的片场，在拍戏的间歇和他对稿。为了配合唐国强时间，有编剧专程从上海去北京机场等他，利用他登机前的“不到半个小时，碰了一下，我们再飞回来”。

一切都是按照台本进行的，主持人张绍刚的台词也是事先准备好的，他看起来在串场，实际上也是在讲脱口秀，只是形式上打散了。在初次登台前，为了把包袱甩得更响，程璐和王思文陪着他，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把同样的词说了15遍。“我们会针对一句话怎么样，一个词怎么样，争论很久。”张绍刚向《人物》回忆。

这些工作都是在镜头之外完成的，制片人佐伊说，“大家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个尖尖”。

“找到冒犯的边界”

终于轮到蔡国庆上场了。一开场，他就说：“我今天就是来保护这节目的底线的，但是我所有的段子都会在人鱼线以下。”大家都笑了。

观众不会意识到，蔡国庆在这里犯的小小失误。按照台本，“但是”本应是“所以”。只改动了一个词，逻辑上的荒谬感减弱了，喜剧效果其实打了折扣。

除非较大失误，节目才会补录段子。整体而言，与其说这是一次录制，不如说这是一场剧场演出，全程2小时不中断。后期制作时，没有花式剪辑，不会插入动漫的表情、音效，也不会放进罐头笑声—这无疑加大了挑战，完全不好笑的笑话哪怕被他人用超过80分贝的声音笑出来，也不会因此变得好笑。

一切要符合脱口秀的现场表演逻辑。叶烽曾几次带队去美国，与《大卫·莱德曼秀》《周末夜现场》等节目的制片方交流，他希望节目形态上尽量接近。媒体、广告商代表不会坐进观众席，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观众，“心态和反应有所不同”。这也是美国经验。

“我很少会碰到一个场合，是你在上场前不太确定自己等一下是什么样的状态，很没有安全感。”与蔡国庆同场参演的沈凌对《人物》说，“脱口秀跟综艺节目的即兴反应是很不一样的，要求的精准度非常高。你这个包袱可能只是慢了0.1秒，观众都不会笑。”

小看这个舞台的人会付出代价。有位参演者具有丰富的主持经验，但因为准备不足—他只预留了1个半小时练习，他场上的10分钟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后来唯有全程补录。

在竞争激烈的综艺节目赛道上，《吐槽大会》正在成为突围者。蔡国庆这场录制的时候，正值“正式版”第二期曹云金《吐槽大会》上线，当晚两期合计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而它的创造者笑果文化，是一个仅有50名员工的小公司，与电视台完善的配套设施不同，它的剪片室、录制场与办公室分布在上海3个不同地方。

在登上自办的吐槽大会舞台中央的3年多后，程璐参与到有着同样名字的爆款节目之中。就个人喜好来说，他还是觉得美国版更好玩。他也承认，现在就像进入一个更高难度的游戏。尺度限制下，每一个段子都要更高级、机智，“相当于打篮球一样，现在不让你灌篮了，那你就得运球花哨一点。”

脱口秀在中国流行起来的这几年，很多外媒对这一文化现象做过报道。但外部观察者多少带有某种一厢情愿。喜剧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固然包括挑战禁忌，但没有谁会主动撞向雷区。就程璐等人的经历而言，更像一个将热爱变成事业的励志故事。

“我是一直从最开始到现在都想做这件事。”李诞因为表演脱口秀如今已小有名气，他既是编剧，也是《吐槽大会》的常驻嘉宾。他对《人物》说，“我很不喜欢有观众是因为它尺度大来看，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是一种侮辱。我想写的是那种，它是巧妙的，它是逗的。你能找到这个冒犯的边界就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