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政治共识实现路径的三重维度分析
许江
[摘要]政治共识是指政治共同体内成员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认识对政治系统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程序规则所形成的认同。政治共识存在理念共识、价值共识和程序共识三个不同的考察维度和实现路径。当前我国政治共识的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中国梦”为理念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价值共识和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程序共识三个维度考察。
[关键词]政治共识;理念共识;价值共识;程序共识;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4-0068-04
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变革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震荡无疑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消除现代化浪潮所带来的社会过度分化等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的新征程中不断寻求共识、凝聚共识。因此,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政治共识生成的路径,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共识的内涵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整体性的历史变革。现代化的发生不仅使传统社会结构体系式微和解体,使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而且也为现代社会勾勒了一幅复杂的新图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和普遍要求民主化的社会,在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着性别、人种、信仰、等级、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排斥、依附和支配、边缘化、身份认同等诸方面的对抗,意味着大量的实质性冲突,社会不是同一性基础上的实体,任何强调不可谈判的实质一致性的办法只能进一步导致排斥和敌对[1]。这一图景所彰显的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由一元主义逐渐向多元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理性多元——异见或分歧——的事实。针对理性多元论的事实,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家提出了多种疗救方案,如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理论等,试图在充斥着分歧的社会中寻求共识,实现多元合作、多元共赢。
一般而言,共识是指“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共有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2](P155)。共识并不排除异见或分歧,李普塞特甚至认为“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必须把重点放在分歧和共识的根源上”[3](P1),但“如果没有一些得到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准则,社会和政治组织就都不可能存在”[2](P155)。换言之,共识是社会和政治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稳定发展依赖于共同体内成员思想上的统一和共识。
政治共识是共识的一般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4],主要是指政治共同体内成员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和认识对政治系统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程序规则所形成的认同。基于对政治共识的内涵认识,政治共识存在着理念共识、价值共识和程序共识三个不同的综合考察维度和实现路径。
二、当前我国实现政治共识之路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逐渐丰富和完善政治、经济等建设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凝聚政治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和发展前几代领导集体理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当前凝聚中国政治共识的实现路径,即形成以“中国梦”为理念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价值共识和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程序共识的三位一体的实现政治共识的路径。
1.理念共识:“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协作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而高度整合又是现代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且亟需解决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型变革时期,利益格局非均衡化、利益阶层多元化等业已形成,即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已然必须面对利益多元的矛盾或冲突的事实。从横向来看,现代化的主体结构由国家、社会、个人三部分构成。国家、社会、个人是现代化中三个平等的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构成了多元利益结构。这些利益能否调和并实现统一是国家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现代化客观上需要主体之间通过寻求共识达成合作。
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共识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动力结构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政治现代化的必然加速,原因是,政治现代化是否能加速还要看多元化的动力之间形成怎样的结构,即各动力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还是形成互相阻碍的负相关关系。”换言之,政治现代化的加速需要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即各主体之间达成某种政治共识。因此,寻求现代化动力结构中不同层次主体之间互相促进、共同行动是现代化正向发展的首要因素。而理念共识是政治共识的重要基础。故而,破解现代化正向发展难题的前提是寻求理念共识。恩格斯认为,“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5](P533)。因此,理念共识可以通过利益整合的途径达成“人类的联合”,即形成利益共同体,继而通过利益共同体这一中介环节实现政治共识。
“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对我国历史和现阶段国情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指导理念,是当前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行动的共识理念。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中国梦”指的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从社会利益角度来看,“中国梦”指的是社会和谐;从个人利益角度看,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也是“中国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看到,不论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是中国整体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能否实现关乎国家兴衰、人民幸福、社会稳定与团结以及中国整体利益最终的实现。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利益观点出发,“中国梦”实质上是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高度统一,这样,又将国家、社会与个人在理念共识的基础上建构成一个共同行动的共同体,最终统一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来,即达成政治共识。endprint
“中国梦”“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高度关注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追求的紧密结合与高度共鸣,其深刻彰显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与不断趋向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现实呼唤度与高度凝聚力”[6]。总的看来,“中国梦”以其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所蕴涵的美好愿景,不仅为处于现代化的中国人民和社会铸就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共同奋斗目标,而且为当前我国政治共识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共识基础。
2.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
价值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向度。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即价值观不尽相同。“当今时代,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还是国内社会而言,价值差异、价值多元化的存在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当面对和解答现实问题时,人们并不满足于一种价值差异和多元的‘怎么都行的状态,而总是要去寻找价值共识,尽管较之以往时代此一努力更为困难。”[7]在这一复杂的背景下,为化解这一难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十七大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十八大报告不仅提出了新要求新部署,即“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而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分别凝练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共识是政治共识的重要保障,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何以能够引领价值共识,从而为政治共识的形成提供保障呢?
当代西方学者关于是否能达成价值共识存在两种论争。一是多元主义论者持守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可通约性或可公度性的观点,认为价值共识是无法达成的。如柏林倾向于认为,不同语言、文化、范式之间的共识,尤其是价值共识是不可能的[8]。虽然多元主义论者认为价值共识无法达成,但柏林仍认为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还是存在的:“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不同社会的人们早已有过大量的广泛的共识。当然,不同的传统、看法、态度或有合情合理的差异;人的需求无穷尽,然而基本的原则可以超越其上。”“归根结底,这并不纯粹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8](P22)二是与多元主义论者持相反的观点,这些学者认识到多元文化的现实困境背景下达成价值共识的确存在困难,但他们仍不懈努力试图建构一套疗救方案,以使价值共识成为可能,如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理论。
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政治及社会等不同领域的改革不仅使各领域之间及其内部存在冲突,而且也带来社会的分化,价值追求的多元化,从而造成价值差异或矛盾。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矛盾曲折中不断前进,因而这些冲突、差异或矛盾属正常现象,但这些现象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不相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不相符。化解这一难题的根本,是在各领域所追求的价值之上建构一套富有成效的价值引导体系,以期形成价值共识。
构建价值引导体系的关键是构建核心价值观。多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之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呈现。从价值观的内容来看,核心价值观寓于多元价值观之中,是多元价值观的个性体现,是多元价值观中的一元。因此,核心价值观本身隐含着对多元价值观的承认,不论核心价值观还是其他价值观都作为平等的主体而共存。从价值观的地位与作用来看,核心价值观是“居于多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对多元价值观发挥主导作用的一元价值观,在这里,一元价值观对其他各种价值观起着导向和支配作用”[9]。因此,“价值追求从事实存在来说是多元的,从主要差异或矛盾来说又常常呈现为二元的;从实际的主流和支配趋势来说又常常是一元的”[10]。从价值观的功能来看,处于主流和支配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引导整合多元价值观的功能,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使社会大众普遍接受,并逐渐内化至大众的政治心理结构层面,成为大众日常判断标尺和行动指南,从而有利于消解多元价值观带来的利益冲突,将大众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因此,“政治共识的核心价值观从来都不是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和推广的”[11]。
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占主流和支配趋势及地位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核。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顺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在多元化利益格局中引领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为政治共识的形成提供重要保障。
3.程序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
“与传统的专制政治和无序政治相比较,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程序政治”[12](P227),“程序通过规则而明确,所以它是可以设计的。”[13]在程序政治中,来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利益的公民被纳入到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平台,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因而,如果说理念共识、价值共识是从抽象层面为实现政治共识提供基础和保障,那么,程序共识则是从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层面为实现政治共识提供源泉。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主要兴起于20世纪后期,是基于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理性多元的社会场景的困境中人们如何达成共识这一背景提出的,其理论预设的旨趣和政治实践的目标在于使多元主体通过协商的方式对立法、决策、制度等形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协商民主是对传统自由民主理论尤其是代议制民主理论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修正,是对参与民主理论的发展和超越。endprint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是因为学界对西方政治理论发展的介绍与关注,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共识困境,同时,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治理国家的一种民主制度安排,在我国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原则、政治协商会议、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听证会等。因此,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丰富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并将其从政治领域推广运用于更广的社会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协商民主已成为我国民主决策的重要程序性制度安排,为政治共识的达成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设计。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那么,协商民主如何发挥政治功效,使协商主体最终达成政治共识,这需要从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功能三个维度分析。首先,从主体来看,协商民主吸纳了政党与政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党与政府、公民与政府、公民与公民等之间的协商,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具有广泛性、多元性、交叉性的特点。其次,从内容来看,协商民主整合了所有来自不同阶层、领域的主体对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权益分配和利益诉求作为协商的内容。最后,从功能来看,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重要意义在于,“相对于利益共同体的易变性或不确定性而言,作为一个公民‘商谈平台的价值共同体,为一个社会的存续发展所提供的支持显然是更加稳定持久的,同时,许多无法依据利益共同体自身规则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只有在得到了来自价值共同体认同与协商机制规制时,才不至于进一步蜕变为对整个共同体存续的威胁”[14]。因此,协商民主可以将不同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的程序渠道进行协商解决,并使主体之间达成具有共识性约束力的结果,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凝聚政治共识,提高政府决策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化和有效性的程序安排,为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困境化解提供了解决之道,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协商民主实践的推广及理论探讨的深化,必将为我国凝聚更广泛的政治共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结语
从根本上说,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和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现代化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机遇与挑战、发展与动荡并存的现实。因此,当前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我们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是最大限度地克服现代化带来的震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凝聚政治共识,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健康发展,为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环境。我们要在构建以“中国梦”为理念共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价值共识和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程序共识的基础上凝聚政治共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K].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3]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吕元礼.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共识[J].江苏社会科学,2005,(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张明.“中国梦”的特征、价值导向与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7]沈湘平.价值共识是否及如何可能[J].哲学研究,2007,(2).
[8]柏林.扭曲的人性之材[M].岳季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9]廖小平.论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特性[J].江海学刊,2013,(5).
[10]何怀宏.哪些差异?何种共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11]王岽兴.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共识探析[J].学术交流,2005,(12).
[12]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3]季卫东.程序比较论[J].比较法研究,1993,(1).
[14]韩冬雪.我国社会管理的模式与路径选择[J].阅江学刊,2013,(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