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的晚年和平反昭雪
董芷林
我与王造时先生有一段特殊的缘分。1966年，“文革”正如火如荼，王先生被强制抓进监狱作无限期关押。次年，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的家属被扫地出门，他们辗转多处后搬到我家对面愚园路838弄。我因此认识了他们全家，并与王先生的继女孙克佳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协助王造时先生的遗孀，也是我的岳母郑毓秀女士为王先生的平反昭雪四处奔走。在此，我综合我本人、太太孙克佳、内兄孙克仁的回忆，记录下王造时先生去世前后的家庭亲情状况，以及我协助岳母为王造时先生平反昭雪的往事。
艰难时期的重组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王造时先生是救国会的核心领导之一，当时在重庆与周恩来先生有亲密的交往。救国会曾是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最亲近的一个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认为已完成历史任务，遂自行解散。1957年，王造时受邀赴京，曾与周总理彻夜叙旧长谈，周恩来总理希望王先生能为党整风提些建议，希望他能出任国家某部部长，并建议恢复救国会，均被王先生谢绝。回沪后，因建议国家建立法治，以法治国，被划为右派。1961年，上海市组织右派下农村短期劳动，以改造思想。王造时先生和李康年先生同在一个小组，当时也在学习班的电影明星吴茵形容他们“一个教授一个资本家，一前一后，一起挑粪扛泥”，情状既滑稽又辛酸。李康年先生比王先生长几岁，是位爱国民族资本家，他曾倡议抵制日货，创设中国国货公司，掩护和资助国货公司中共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曾亲自提名他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后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他在北京提出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应付的定息应为20年的建议，受到批判划为工商界右派典型。他们学习劳动之余，有了情感交流，成了患难朋友。得知王先生的发妻朱透芳女士已于1956年病逝，李先生将自己的外甥女郑毓秀女士，介绍给了当时身受丧妻之痛及蒙受冤屈的王造时先生，后经复旦教授潘世兹撮合结婚。
郑毓秀女士，宁波镇海哈浦十七房郑家四房千金小姐，天一阁藏书楼郑氏宗谱可查到她，十七岁由母郑思梅作主，嫁给宁波西门外廊官地大家孙家后裔孙德大先生（414钟牌毛巾的创意人）为妻，育有四男一女，廿九岁不幸丧夫。当时大户人家对于再婚颇为持重，郑女士曾征询母亲和长子孙克仁的意见。郑母通过哥哥李康年了解到王先生人品出众，长子孙克仁也深知母亲家累之重，两人均表赞同。由此，郑毓秀才安心嫁给王先生。两个残缺家庭的弥合给王先生受伤的心灵带来极大安慰。
王造时和郑毓秀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之后郑毓秀就搬到了王造时所在的北四川路公寓居住。其时孙克仁已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住校读书，除小妹孙克佳随阿姨生活外，其他弟妹等随亲属住在老宅，但时常到北四川路公寓亲近。婚后王郑二人感情甚笃。郑毓秀尊重王造时先生的学养，见他往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就敬称其为“王先生”。她一直在工厂做女工，三班倒的作息比较辛苦，但在丈夫的影响下，还每周定期去虹口区图书馆做义工。孙克仁回忆起当时母亲借他的一本《林海雪原》，令他很受同学羡慕，至今印象深刻。
苦难中，夫妇俩共同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他们时常同去上海音乐学院关心孙克仁，也同去颛桥探望在精神病医院住院的王造时两个儿子王钧陶和王钧枢。王钧枢发病时会有攻击行为，但独对郑毓秀的劝导能听得进去，可见郑毓秀待他是很好的。
王造时对子女付出过无私的关爱与教导。小女王海容因不愿与父亲划清界线当时也被划成“右派”。“文革”期间为此惨遭无辜批斗，被剃阴阳头，曾想自杀。王先生就劝阻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王先生曾为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和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也常对孙克仁兄弟讲述中外近代史，让孙长了不少见识，并计划让他们出国深造。孙克佳回忆自己小学二年级时因血小板减少皮下血块淤青现象严重，王先生多次带她去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看病。就诊时间颇长，两人在医院附近的小店吃面，王先生常会给她点一碗最贵的面，称她正长身体要吃好点，而自己只要了阳春面，令她终身难忘。
因感受到王造时的真诚关爱，孙克仁从一开始叫王先生“伯伯”到后来改叫了“爸爸”。王先生很是高兴，开心地对妻子说：“克仁叫我爸爸了！”后来王造时先生子嗣凋零，两子先他而去，长女海若精神不正常亡故，小女海容又得了乳腺癌去世，为王先生平反的重任自然落在孙家后辈头上，他们为此四处奔走，也是感念王先生生前对他们的视同己出。
编号1416的牢犯
王造时先生与孙大雨先生是当时全国出了名的两个大右派。1957年3月，王先生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怀着一腔的爱国热情，诚恳地对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根本没曾想到紧接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席卷而来。后王先生数次写信给周总理，表示自己“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之召，深爱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体会不够，对社会的体察不周，此非始愿所及”，又自白道，“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王先生仍首当其冲， 1957年6月12日被定为上海重点右派。
1966年9月，孙克仁正在杭州串联，碰到同学，才知道家里出了大事，王先生已经沦为“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孙克仁推测事由可能出自1964年剑桥大学出过一本索引世界名人的工具书，将王造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并称为当代中国三大政治家，可能是因为三位都有较为丰富的政治著述，在海外颇有名气。之后家里挂电话时就有了奇怪的回音，“文革”结束后才知装了窃听器。由于王先生平日与章伯钧、孙大雨、彭文应先生等有所往来，本是老友闲谈或会涉及对时局的讨论，在当时这些就足以构成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的嫌疑。
当孙克仁赶回家中，已见一片狼藉，阳台上也聚集着红卫兵，他们撬沙发、凿墙壁，寻找反革命证据，翻阅撕毁大批书籍，从阳台丢到楼下的大卡车里，其间许多珍贵版本的书籍被盗取。到王家第三次被抄时，与前两次不同，这次的红卫兵的重点是让王先生交代“问题”，他们将王造时和郑毓秀分别隔离看管，对王先生的轮番逼供是每天三班，历时四十二昼夜。王先生体力不支，昏厥后被冷水浇醒，醒来后又是一番拳脚相加。1966年11月2日，在什么证据也没找到的情况下。红卫兵在喊了一通“打倒”的口号后，全部撤离，公安人员跟进逮捕了王造时。已四十二天没见过丈夫的郑毓秀含泪目送，而未能获一言告别之权利，这也是夫妻两人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王先生入狱后，以“1416”为代号，直至死亡。王先生被押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每隔两周，他会写一个条子列明所需物品。除牙膏等洗涮用品外，每次他都会要求送一些维生素B、维生素C进去，家属也会照办。但在他死后退还的遗物中，居然有两大塑料袋，一袋装满了维生素B；另一袋装满的是维生素C。可见看守所根本没有转交。由于长期关押，饥饿折磨，王先生于1969年和1970年两次重病。1971年7月下旬，王先生再次病危，经有关部门逐级上报后，国务院来电，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抢救，当时用了最好的药，然而时机已然怠误，病情恶化。 在医院中王先生满头白发，全身浮肿，神智迷离。临终回光返照，他曾深情呼唤儿女和郑毓秀的小名。8月5日，王先生在瑞金医院去世。
次日，郑毓秀接到通知，在王造时先生被关押五年后，在龙华火葬场见到了丈夫冰冷的遗体，衣上唯有“1416”的编号赫然在目，家属被告知“不许哭”。后来郑毓秀向政法机构要求提供王造时先生的案情结论，回复却是“不作处理，不定性”，为“不戴帽的反革命分子”。
为王造时先生平反昭雪奔走
“文革”结束，越来越多蒙受冤案的人们得到了平反，郑毓秀迫切希望为王先生平反。她的心意是，自己有生之年，求还王先生一世清白。王造时先生含冤，被徐景贤公开污蔑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和家属因此饱受无辜牵连，应该要有个交代。
王先生入狱后，工资停发，无法支付两子每月近百元的住院费用，40多岁的长子和30多岁的次子被赶出精神病院，郑毓秀只好在家中尽力照料，还有王先生的老母亲。可她白天要监督上班，每月仅二十五元的生活费，求药无路，两子精神病加剧，三个月内先后死去。
郑毓秀在厂里也受批斗，要做定期汇报。1967年，王先生北四川路的公寓被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抢占，全家扫地出门，由于欠租，所有钢琴等家具被作抵偿。1974年从孙家老屋搬至愚园路居住，因是反革命家属，遭到邻居为难。我受朋友之托去打抱不平，因此认识了孙克佳一家，为这样一个大家族落得如此遭遇而唏嘘。那时我正跟随“黑九类”海上书画大家王个簃先生习画。在这艰难时刻，我与孙家小女孙克佳恋爱，并于1978年结婚，婚后开始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岳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当时因王案株连，郑毓秀三个儿子分别插队在云南、安徽、浙江湖州，唯有小女孙克佳留在身边，因此对王先生平反的事，我认为本人应该多出些力。
在陪岳母拜访了当时《新民晚报》副社长冯英子先生之后，这位抗战时与王造时创办《前进日报》时结下友谊的朋友，侠肝义胆、直言敢谏，竭力为王案平反多方奔走呼吁。
我们还三次拜访了林同济先生，他是王先生清华学校的同学。作为莎士比亚的研究权威，当时已被起用，在当时还存在“两个凡是”的情况下，林先生谨慎地指点了一些应该保护自己的建议，并四处打听消息。
还有李烈钧的儿子李赣驹先生，也是王造时先生的同乡、结拜兄弟，当时作为民革的领导，他表示若有需要之处当会全力以赴。
孙大雨先生，当时住在豫园馆绎街，仍处于身不自保的境况，但知道岳母要为王先生争取平反后，仍专程赶来探望，孙先生是位重义气、铮铮铁骨的大丈夫。到他堆满书籍的二楼容膝之处，听他讲莎士比亚，用国外十四行诗的格律来翻译唐诗三百首，是我最开心的事。记得介绍过一个曾被打成右派的朋友拜访孙先生，孙先生慷慨激昂，振振陈词，说得那位朋友热血沸腾。我从心底里敬佩他，忠烈之士非他莫属。孙大雨先生一直坚持到九十多岁才获平反。
尽管经过一段努力，但上海的有关单位鉴于王造时先生属于中央定性的国家级“右派”，地方难以作主为由而搁置平反。无奈之下，1977年，我以分别四份的声辩信，以挂号分别上呈邓小平、宋庆龄、史良和谭震林。
我以岳母的名义陈述事实，大意是王造时先生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作为爱国者，领导应该了解他的为人和经历，铸成他右派分子的所谓言论，实是耿耿忠言的为国谋略之言，所有罪名也都是莫须有之罪，他绝无反革命之嫌。但他的平反在上海受多方推诿，只有恳求中央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由孙克仁携带冯英子先生执笔的上访书，启程去北京上访。他在排着长队的一处接待站，提交了上访材料。孙克仁在北京驻留一周后得到了答复，得到一份须亲自转呈上海市公安局的密信，封口印了“私自拆开无效”的警示。经多方继续奔走，三四个月后，上海市委统战部与公安局有人来到家中，答复说上访信收到了，并找郑毓秀了解了情况，总算得到了要“从快从速”落实王造时先生平反的回应。
王造时先生的昭雪平反
1978年12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来找岳母，告知王造时先生平反昭雪，明确宣布上海市公安局《关于王造时的平反决定》：“经查：王造时案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造成的错案，原定王造时组织反革命政党问题，属不实之词，应予否定。”
王造时先生的平反落实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
抄家没收的一大卡车书籍因已无法追索，让家属一早赶去大柏树仓库自己挑选。因涉及的书大多是英文，且限期半天多时间，在垃圾山一般的书堆里捡得七百多本书，匆匆装到麻袋里拿回了家。经整理后，绝大部分送废品回收站，存下的284册由岳母以亲属的名义捐赠给了复旦大学。选赠的书籍大多数是法律方面的外文原版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2002年12月27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文科楼历史系学术活动中心举行了“王造时藏书捐赠仪式”。
冯英子老先生曾修书让我去找过复旦苏步青教授，经帮助，落实政策时家里还分到了一套房，经全家同意，房子给了我和太太。王先生补发的工资、加上生前被抄走的细软等共作价三万多元。当时每个孩子得500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和太太那份归还了岳母，因这笔钱是一份感慨。
1980年8月20日上午九点，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大厅隆重举行了“沈志远、王造时同志追悼会”，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主持会议，上海市人大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以及两位先生的生前好友，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复旦大学，史良、胡愈之、沙千里、苏步青等敬献了花圈。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致悼词，称：“王造时先生的一生不愧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一生，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现在，王先生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颇为遗憾的是，复旦学者章清、韩东、江平花了近十年时间收集整理编辑校勘了《王造时文集》五集，数年前成稿，但因涉及敏感问题而未能付梓。
岳母郑毓秀于1994年去美国长期定居。王先生被捕后，在她最困难之际受到一位基督教教徒王医生的倾囊救济，心怀感恩，去美之前接受洗礼，皈依为基督徒。在美期间，曾有人建议她以“王造时遗孀”的身份申请政治避难，被拒绝。2014年因年事渐高，她选择了放弃美国国籍叶落归根，已九十高龄，安居浙江安吉次子孙克信家。
（作者为上海民盟书画院副院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书画研究社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