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纪念墙上的新名字

李兴丽 张艺

大多数唐山人只有墙上的一个名字做寄托，“觉得只有改过来，才是那个原原本本的人”。

“陈志盼写错了，改成陈志明，1956年生人，是呗？”服务窗口，帮忙查询的工作人员问。

“对。”62岁的高满福挺高兴，“错不了，他哥俩合起来是清明，一个叫陈志清，一个叫陈志明。纪念墙上兄弟俩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一家四口都砸死了。”说完，高满福眼湿了，嘈杂的服务中心一阵沉默。

这是7月27日的下午的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距离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还差半天。

公开数据显示，唐山大地震罹难者人数官方公布数字为242419人，现纪念墙登记数字为246465人，比官方数字多4046人。从2016年7月28日至今，一年间，地震纪念墙上补刻了610人，216个人名得到修改。公开资料显示，在此之前，1992年、2008年、2010年分别有过较大规模的增补和勘误。

魂归有处

在纪念墙的最后一块黑色花岗岩板上，广西人熊春柏的名字位于左下角。

2017年7月25日，31岁的曲阳雕刻师彭丛宾一笔一画把它补刻了上去。每个字高4.5厘米，长5厘米，隶书镏金，饱满庄重。距离纪念墙100米处的服务中心，保留着熊春柏的补刻材料。

熊明安63岁了，生活富裕，唯独“老父亲熊春柏41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他一块心病。今年春节，唐山人王振平到广西南宁度假，认识了熊明安。王振平把电视上补刻纪念墙的消息告诉熊明安，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帮忙去问，“只要把名字刻上墙，父亲就算有了着落。”

1976年，父亲熊春柏46岁，为了筹建广西河池地区水泥厂，担任供销科长的他到唐山采购设备。彼时，唐山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北方工业重镇。“设备运回广西了，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旅馆塌平了，熊明安的哥哥找了半个月，在派出所找到了父亲的出差介绍信、广西的粮票，还有一块手表。两年后，单位来了公函，“认定熊春柏因公殉职”。单位说死了，母亲不认账，每天给父亲盛一碗饭放在旁边。直到震后十年，为了求“入土为安”，才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军装、从唐山带回的遗物，放进盒子，“做了个衣冠坟”。

坟有了，可心里依旧悬着一处块垒。几十年里，母亲时不时提起要去唐山。1991年，她带着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纪念碑祭奠了父亲，回来后六年就去世了。“一直到她去世，纪念父亲的方式就是每天给他盛饭。”

41年过去，父亲筹建的水泥厂改制成有限公司。熊明安开了证明信，发给王振平。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办好了补刻手续。“政府给刻，不花一分钱。”

2017年7月26日，王振平把墙上的名字拍了视频发往广西。熊明安听着震天的蝉鸣，抹着眼泪，“有了墓碑，总算尽了孝心，父亲总算魂归有处，母亲也该安心了。”

“无名”战友

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是近两年补刻的两百多位驻唐部队官兵。

吴东亮60多岁了，站在7.28米高的纪念墙前，他的眼前就像放录影带。“第一列，第二行，那个李会彬是个通讯员。地震的时候他在值班，本来能跑出去，但他跑回去拉警报，被砸死了。挖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半截警报绳……”

2013年7月28日，吴东亮第一次陪着岳父岳母来纪念墙。早上6点多就到了，祭拜完家人，想了想，这里还有战友呢。他去服务中心的检索机查一个叫“杨会来”的发小。“来回查了好几遍，又换了其他几个战友的名字，都没有。之后两年他等着信息更新，但连着查了2年还是没有。他想把靶场上每个战友的名字都找到，但是想要找到被遗漏的战友名单太难了。

吴东亮所在的军部从1983年开始裁军，到1985年彻底裁撤。震亡战友的档案无从查阅。地震中，他腰椎错位，股骨头坏死，拖着一瘸一拐的腿，找了几位以前的首长吃饭。他和首长们一共12个人成立了“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

小组从天津军部开始查，两个战士查了两天，翻了一屋子的档案，最后翻到几张介绍地震情况的资料。在最后一行字上，吴东亮看到：“震亡战士158名，家属43名，友军26名。”只有数字，没有名字。他就挨个给身边的连长、班长打电话。每报上来一个名字，就汇总。

2016年3月，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向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提交了104名罹难官兵名单。一年后，又有4名战士亲友找到吴东亮，“目前总共补刻了108个，还差50个人。”

50个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吴东亮的心里。“现在熟悉的这帮人都找遍了，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

1米多高的名册

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罹难者名单是在2008年。“从2008年筹划新建地震纪念墙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补刻和勘误遇难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处主任郑湘军的印象里，由于当年建墙时的名单来源较多，有档案局的名单，也有面向媒体、社会征集的名单，“很多名单都是靠记忆和手写，错漏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一年，唐山筹建地震遗址公园，有人提出要把遇难者姓名刻上墙，重建唐山人的心灵家园。南湖生态城管委会会同民政局、档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馆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难者姓名。

五六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摆着4台电脑。彼时，王蕾成为征集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人太多，五六点就排起长队。最长的时候500多号人。在南湖生态城管委会规划处供职的王蕾负责登统，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只能闷头写名字，汗顺着脸嘀嘀嗒嗒流下来，“根本没空擦”。以至于4个月后工作结束，她还是每天梦到在“写名字”。

A4的登记册，摞起来有1米多高。4个多月，登记了6万多人名，最后和档案局的名单对比，“征集了大概3万左右以前没有的名字”。抱着一摞一摞的名册，王蕾第一次发现，32年前瞬间丧失亲友的伤痛，似乎从来没有被抚平，“像洪水一样”，倾诉的闸门一打开，就淹没了那个夏天。

名字=寄托

增补、勘误姓名的工作并不好做。

2013年5月，高雅从唐山地震博物馆的讲解员调岗至地震遗址公园服务中心。原来做讲解时，她跟来访者没有太多交流。但到了服务中心，工作一下子“棘手”起来。“有的刚报出查询的名字就哭了，有的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很高兴，查完发现没有，特别生气，有的甚至会动手。”

刚开园的那几年总是被投诉——漏了名字被投诉，墙上名字的漆脱落了被投诉，名字刻得颜色和别家不一样，也要被投诉。临近清明和7月28日的时候，服务中心增补和勘误的事例会比较集中。“当年的档案有的仓促潦草，有的连笔或者同音字，像风写成凤，芬写成芳的情况都不少。”工作人员李静介绍。

地震之后，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来不及处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數唐山人只有墙上的一个名字做寄托，“觉得只有改过来，才是那个原原本本的人”。从去年到现在，高雅和同事勘误的名字达216个。

7月27日，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来查他们的母亲王桂珍。“全唐山遇难者里72个叫王桂珍的，路北区就有7个。”老夫妻拿着工作人员打印的3张热敏纸，不知道哪个是自己母亲的名字。

“她活着的话，今年90了。”老先生说。

“档案里没有年龄。”在查阅完所有档案后，高雅劝慰两位访客，“这个墙就是一种纪念。”

老先生点点头，眼红着，端起花盆走向纪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