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是未知让人趋之若鹜吗？

翁倩+郑廷鑫

6年前读研二时幸运地获得了在《南方人物周刊》实习的机会，毕业后成为编辑。曾拐着弯问把我招进杂志社的时任副主编杨子，为何选中性格内向又没经验的我，他说，“要学会游泳，就要去海里”——这句话，推着我走到今天。

老实说，当时并不想那么快当编辑。刚毕业时对现场、采访、跑动仍有极大的热情;二来《南方人物周刊》的公共报道已经做出相当的影响力，同组记者无论资历或阅历都远远超过我。我自知没什么积淀，担心没准备好迎接这一切，只好小心翼翼硬着头皮边做边学。刚开始那段时间特别需要认同、又极力掩饰这种需要，很久之后才知道，年轻同事刚加入这个集体时，大都有过类似的信心崩塌——前人已经做出这么好的成绩，我能为这本杂志贡献什么？

这5年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专业主义和行为规范正是源于以上这一疑问：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编辑必须做出判断。而在权衡和抉择中，你会知道自己做出的决定既不可能是惟一的，也有可能不是最好的。必须诚实谦卑，进步才会到来。

和杂志其他板块相比，我所在的明星报道领域近年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艺人有了更多的发声和展示通道，电视台、经纪公司也有了更强的掌控欲，甚至有力量将国内百余家地方媒体和网站用群集合起来，在规定时间让明星通过语音接受群访（或者说聊天），临末再抢一轮红包，像一场狂欢。这在几年前是很难想象的。这个领域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明星戴着面具示人，面具往往让人印象深刻，而他们却小心隐藏起真正的自我，扮演着公众期望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个圈子（如果真有所谓圈子存在的话）又几乎是接近透明的，大部分明星在生活中的演技，稍有阅历的人就能看破——可成功的政客、商人，却往往让人看不懂。

有时也会想，在有这么多媒体可选的前提下，凭什么要求明星给你最长时间？而对于记者来说，即便有了奢侈的两小时或更长的对谈，就是一切的答案了吗？前同事吴琦曾说，“每个采访对象都可能是一个自足的自体，每次记者进入的时候，就像一个平面从当中切过去，能切到什么因人而异，看你的勤奋程度或者天分。”我深以为然。

2013年同事李宗陶对干露露的采访是一次娱乐报道的非典型操作，她跟了干露露几天，去其家乡、陪其演出，甚至亲历了对方在酒店换衣服的一幕，可她只看不访。这类报道——主角常常是本来的自己，没必要装成另一个人来保护自己以不受侵犯——至今让我深深着迷。

这5年，相比在路上的记者，我的工作和大部分人一样，并没有太多的故事。一期杂志从付印的一刻起，无论喜欢、满意与否，都随着时间流淌而过，除了尽力让它不只有7天的寿命，作为编者，也必须学会用开放的心态朝前看。当然，不得不提的是，在大量的新闻报道背后，我因为工作原因和一些人相遇，非常感激。2012年《梦中情人》专栏开始连载后，收到过很多表达共鸣的读者来信，给我很大鼓励;有人发来电影剧本，“请翁老师指正”;甚至收到过一包匿名寄来的西北特产，由于没有姓名电话，没法说谢谢，只好在此一并谢过并郑重汇报：我吃完了，味道很好。

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的刊期由45期调整到40期之后，时间反而似乎越来越快，我知道，这个集体中不少人今年都有些焦虑。一些同事用转换跑道来抵抗这种焦虑，希望他们已经拥有了inner peace。我尝试了两种方法，一是打壁球，像小孩学习拿筷子那样，从挥拍、步伐开始从头学起，学会用身体表达自己之后似乎放松了些;二是回到写作状态——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生活，再和人交流，变得舒适了。

（翁倩：2010年加入本刊，2015年代表作品有《小S 传统未来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