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经盛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烽火燃遍了中国各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会集群之一。他们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爱国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是他们自小就学习、崇拜与效法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直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行为准则。他们的政治嗅觉最敏锐，当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发动侵略、瓜分、吞灭中国的战争时，他们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巨大危险性，最早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呼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捐弃前嫌，扫除私利，团结起来，真诚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

他们有的投笔从戎，脱下长袍、西服或学生装，奔向大后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军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远征军，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研制武器，发展军工；或做翻译，联系各反法西斯国家，策反日军官兵，搜集情报与技术；或担任医护，救助伤病员；或直接走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血战到底，甚至驾着燃烧的战机撞向敌人的飞机军舰，举着炸药包冲向敌群，为了把日寇赶出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有的坚持在敌后沦陷区，拒绝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宁可饿死，不就伪职，不向敌人低头。他们向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宣传中国的历史，痛斥汉奸理论，成为沦陷区民众的脊梁；他们千方百计支持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地下抗日的战士。

他们有的远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在香港，办报纸，办学校，搞募捐，搜集情报，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抗日政府，痛斥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甚至组织抗日锄奸团，惩处敌伪汉奸，为国出力。

在北京，著名学者、诗人陈三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愤怒难平，梦中高呼“杀日本人！”1933年，他见到其多年老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乃痛骂其“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其《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伪当局欲招他出山任伪职，派人登门游说，老人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绝食殉国，终年85岁。其子、著名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家守孝49天后，毅然带全家离开日军铁蹄下的北平，冒着战火南下，踏遍千山万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战火向东南地区蔓延。紧邻上海的苏州有两位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一位是70岁的张一麟，一位是58岁的李根源。他们一方面在苏州组织“抗日治安会”，将募集来的大宗棉衣、食物、药物输送到上海，支援前线浴血抗战的将士；另一方面，为发动老年人像青壮年那样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乃与各界爱国人士协商，筹建了一支以老年爱国者为成员的抗日“老子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

在杭州，39岁的留美博士、桥梁工程师茅以升，正领导数万工人，建造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茅以升与工人们同仇敌忾，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冒着敌人炸弹爆炸的尘烟，夜以继日地加速赶工，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清晨，让第一列火车从大桥上通过。装运大批军火物资的列车不断从这座大桥上通过，开往上海前线，支援中国军队抗战。但上海的抗战形势越来越吃紧，11月16日下午，南京政府要求炸毁钱塘江大桥，炸桥所需炸药及爆炸器材已直接由南京运来。茅以升集两年半心血建成的大桥刚刚通车，就要自己亲手去炸毁它，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茅以升经历着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最后，他同工程技术人员商量，定下了炸桥方案。11月17日凌晨，茅以升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因大量难民涌入杭州，渡船根本不够用，钱塘江大桥公路部分必须于当天全面通车。当日，大桥全面通车，成千上万的难民通过大桥。1937年12月23日傍晚5时，当进攻杭州的日军骑兵逼近大桥时，茅以升命令关闭大桥，实施爆破！随着一声巨响，这条1453米的钢铁大桥截为数段。这座历经了925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耗资160万美元的现代化大桥，仅仅存在了89天！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茅以升在书桌前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此后8年，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奔波各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结束，钱塘江大桥又重新飞跨在钱塘江的波涛之上。茅以升历时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三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先例的事情。

音乐家冼星海历尽艰难，来到延安，创作了《黄河大合唱》；音乐家贺绿汀，先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后又投奔延安，创作了《游击队歌》。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传遍全国，发挥了巨大作用。毛泽东称赞这些歌曲的作用抵得上八路军几个师的战斗力。画家徐悲鸿走遍南洋各地，宣传抗日，他专门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与五百壮士》，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炎黄子孙。

抗战开始后，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广大高校师生，为了不做亡国奴，不愿使学校陷敌资敌，毅然离乡别井，抛弃舒适的生活，冒着种种危险与困难，投入高校内迁运动。1937年8月，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的师生先后迁到长沙，于11月1日合成“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未久，战火迫近，三校师生又于1938年初，分两路奔向昆明，其中一路以闻一多、黄子坚、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等老教授为骨干，徒步穿越湘西、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走了3500多里，历时68天，最后到达昆明，于1938年5月4日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运动不仅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摧毁、被中断、被敌利用，而且保存了高教实力，收聚了师资与各种人才，并在学校数量与教学规模上有所增加与扩大，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也有所提高。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处于1946年编成的《全国教育统计简编》记载，在八年抗战期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校数、教职员人数、学生数与岁出教育经费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院校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所，上升30.5%；教员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41人，上升44%；学生数1945年比1936年增加38724人，上升92%。很明显，其中内迁高校的发展与增长占有最大的比重。内迁高校不仅在办学规模与招生数上有了扩大，而且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开办或加办了不少新系科与研究所。其中，金陵大学增设了电化教育、农学、汽车等系科；复旦大学增设了职业教育、法律、数理等系科；西南联大增设了师范学院、教育系、哲学心理系、航空工程学系等，到1941年已发展为拥有9个学院、28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各高校培养的毕业生累计达776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由内迁各高校培养的，不仅为抗战与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还培养出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1942年7月，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的90名学生，后来有一半成为知名的科学家。

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包括各条战线的全民抗战，它不仅包括军事、政治与经济，而且包括文化教育战线。内迁高校集中了当时全国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精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四个方面的重大贡献。一是增设国防课程与国防系科，培养抗战所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如西南联大遵教育部令，加强边疆问题的教学研究，先后增开“汉藏系语言调查”、“西南边疆社会”、“中国边疆区域地理”等课程；联大工学院增开了“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国防课程；许多高校根据战时各种人才需要，临时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二是与有关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如1939年5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共同拟定了“各理工院校与各种工厂合作办法条例”，并指定了几十所工厂与所在地之理工学院办理合作专业，以增加军需生产。工学结合，以学支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能源奇缺，内迁高校遵军令部指示，研究从山芋、茅根、汾酒中提炼汽油，经过多次实验，终于搞成了松香提炼油与桐油汽车、煤炭汽车等。许多工科师生直接参加了大后方铁路与公路的建设。三是内迁高校学生多次参军参战，几年中被征调学生达3600多人。其中如1941年到1943年期间因美军大量来华，西南联大等校前后征调大量师生充当译员；1944年10月国民政府开展“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各高校有大量学生参加了青年军，充实抗战军事力量。四是宣传抗日。内迁高校师生有“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他们到内地后深入农村厂矿，带动了大后方各阶层人民，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宣传活动。正如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12月23日刊文所说，在历次举办的抗日义卖中，充满抗战热情的高校师生们“拿出自己心爱的东西，铅笔、小水池、书籍，女同学拿出小手帕、毛巾、画像、糖果、照片、绒绳结的小手套、帽子等”，为抗战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因各种原因未能内撤、被迫滞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则始终如一地坚守民族气节。如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但当日伪当局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余已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1944年8月5日，王瀣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4岁。临死前，他交代家人，说：“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不要发丧，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溧水。

还有一些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则投入杀敌报国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如在沦陷后的天津与北京，有一些大、中学生，都是些十六七岁到二十一二岁的热血青年，其中许多人出身豪门，是大官僚、大富商，甚至是大汉奸的子女或亲属，他们虽然出身各异，但都有一颗爱国心，在民族危亡之际，违背家族原则，秘密成立“抗日杀奸团”，数年间，成员前后有五六百人，义无反顾地投入短兵相接的城市抗日武装斗争：火烧日军仓库，引爆日伪公司和电影院，烧毁日军专用的公共汽车，还组织实施了多起暗杀大汉奸的行动，成功暗杀了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伪北平《新民报》编辑主任吴菊痴等，击伤伪天津市教育局局长陶尚铭、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鰲以及汉奸作家周作人等，功勋卓著，名震一时。他们中有的人被日伪抓捕后，在狱中经受了种种酷刑，坚贞不屈，战斗到最后一刻，拒不投降，壮烈牺牲。

无数的抗战往事证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是中华民族最具有爱国思想与爱国传统的社会群体之一。我们并不讳言，知识分子中也出了如江亢虎、周作人、胡兰成等极少数败类。但这并不奇怪，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任何社会群体中，甚至在任何政党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几个社会渣滓与变节者，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中，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了考验，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战歌。

（本文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