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评价“文革”的九道思考题

邓伟志

“文革”在中国是一场浩劫。“文革”岂止是“革”了文化的“命”，“文革”让中国人付出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损失了数以亿计的财富。 我们不能让这笔“天”字第一的学杂费白费。对思想者来说，“文革”也是一场“破坏性试验”，一场罕见的、难得的、具有丰富研究价值的、能够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方法、新认识的“破坏性试验”。“文革”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留下了数不尽的思考题。“文革”后各有其思考的侧重点，各有各的答案。本着求同存异，求同尊异的精神，我认为倘能发挥集群效应解出接近事实、接近真理的答案，对今后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是有益的。“文革”后大家有不同看法恰是可以得出相对一致共识的前奏。倡导发散性思维，必然有不同观点。没有不同观点的讨论，认识很容易浅尝辄止；有不同观点出现，会拉着人往深处思考，认识就“止”不了。

在“文革”发动50年、结束4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把“文革”当作研究对象，建立一门“文革学”。从多学科的角度研究“文革学”，在“文革学”下还可以建立若干个如文革史学、文革社会学、文革心理学之类的分支学科。笔者志大才疏，无力完善“文革学”，仅在本文中提几道思考题，作为建立“文革学”的参考。

（一）人性和兽性是怎么回亊？人从兽中分化出来已有一二百万年的历史，人类的兽性在一天天减少，人性在一天天增多。“文革”中反人道的事为什么会骤然猛增？那时候打人比叫花子打狗还便当，开口闭口“他妈的”，辱骂随处可以听到，侮辱人格的事在大小批斗会上都能看到。不仅年轻的造反派会惨无人道地打人，而且也有“三八式”老革命灭绝人性地挥拳。我了解一位老英雄，批斗他时有一位“四零”式老干部要打他，他说：“我是老英雄。我不怕死。谁要打我，我会抱着他死在一起……”“四零”式当时没动手，事后还是踢了—脚逃走。人啊人，在政治气候到什么火候上，拿人格当儿戏的这种兽性会死灰复燃？失之偏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怎么会被“文革”所验证？如何在兽性共振的“革命热潮”中控制兽性？人性与兽性此消彼长。如何让兽性在人身上减少以至消失？

（二） “大民主”与“大集权”是什么关系？“大民主”怎么会导致“大集权”？“文革”声称搞大民主。当时真有大民主的样子。公开宣布党组织停止活动。执政党和民主党派都停止组织生活。甚至有人一度公开喊过“踢开党委闹革命”。谁都可以占山为王。不！谁都可以占块石头为王。大字报一贴，自我任命为“勤务员”，于是乎造反队头人就当上了，不需要到社团局登记，那时也没有社团局。这样的大民主到哪里找？今天被某些人称赞的“西方民主”里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民主。如果谁能编一本《造反组织名称大全》那一定是洛阳纸贵。可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集中”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大报头版有时只登一幅头像。最高领导人一发话，举国上下齐欢呼。那时锣鼓生意最吃香。因为三天两头要敲锣打鼓欢呼、庆祝“最新指示”。谁敲谁革命，谁敲得最响谁最革命，所以一个好端端的铜锣打几次就得换新的。八亿人口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这算啥民主？“无政府”里有权威。极端民主怎么会跟高度极权、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

（三） “文革”中的自杀率为什么那么高？在那十年里，不仅自杀的人数多，而且是自杀者的层次高，方式多，手段强。有些义正词严反对过自杀的人到“文革”也自杀了。人无不有爱惜自己生命的本能，试问：在政治气候到什么火候上会认为生不如死而去自杀呢？尤其是那些在沙场上救过无数战友生命的英雄在什么情况下也会被迫卧轨呢？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找到自杀与政治膨胀热度的关系可以大大降低自杀率，挽救千万人的生命。自杀率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指标。今天的自杀率比“文革”低，可也很高，这就告诉我们：不把“文革”的自杀研究清楚是不行的。

（四）人无不是父母所生，前贤一贯奉行以孝为大。可是在“文革”中有些人的儿女，包括大人物的很有教养的儿女为什么也会“杀出来”贴父母大字报，甚至踹父母一脚，打爷爷两拳，以示自己划清了政治界限呢？在“文革”初期，革命矛头对着文化人，“红二代”鼓吹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大中学校红卫兵头头几乎为各级红二代承包。为了点燃革命烈火所组织的点火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多由红二代挂帅。后来政治运动转为“矛头向上”，抓“走资派”，红二代一落千丈，吃尽苦头。可也有不少子女大造老子的反，说明“老子反动”自己并没有变成“混蛋”。今天有些红二代出书大讲老子是如何如何被“迫害致死”的，却忘了他自己也参与过迫害。外边挨斗后，回到家里没有温暖，也是有些好领导自杀的原因之一。“文革”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遗风并未完全消失，又来了个“儿子英雄爹好汉”，可悲！这就告诉我们：不把“文革”中泛滥的封建血统论研究清楚是不行的。

（五）谁都知道知恩图报是起码的道德准绳，可是，“文革”中忘恩负义、架词诬害的人陡然增多。国家国防科委有位从国外归国后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学术权威，“文革”前格外受到领导、同事张爱萍的关照、爱护，可是，在张爱萍遭到批斗时，这学术权威为什么会火上加油把张爱萍的照顾说成“腐蚀”呢？“恩情”在什么火候上会转化揭批的“炮弹”？发人深思！

（六）谁都知道友谊第一，为什么在“文革”中越是友谊深厚的揭得越凶？是不是因为关系密切很容易被怀疑为“保皇”？“文革”中不知有多少知心人、知情者为了撇清自己，一马当先把朋友揭得个翻天覆地。有位在“文革”后为其首长写过传记的、为首长唱赞歌的“老秘书”，其实他当年是揭其首长的急先锋。再好的朋友也没有生死与共的、用鲜血凝成友谊的朋友好，在政治气候到什么火候上，人们会在批斗大会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生死与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呢？更可悲的是，同一个“牛棚”里的“走资派”先“解放”的居然会整后“解放”的，而在“文革”后期，乃至“文革”后，后解放的也会不放过先解放的？一个“文革”后依然当大官的老书记曾经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政治运动来了，你不把别人当靶子，别人就把你当靶子。”这是什么政治的逻辑？什么时候可以把这种“鬼推磨”一般的政治逻辑扔到太平洋里去？

（七）谁都知道不念旧恶、捐弃前嫌是美德，有容乃大，可是为什么“文革”中有人会把早已不计较的仇恨重新捡起来当作打人的“棍子”？复仇主义是给“文革”加热的锅炉。同样是报仇，被报仇的如果后来成为打倒对象，就是报仇的胜利，是革命性强；反过来，如果报仇的对象成了“三结合”干部，那就是报仇的失败，要被清查。“文革”让一些豁达大度的人突然变得小肚鸡肠。—位被人颂为胸襟开阔的人一“解放”就去看战友，可是，一旦知道这战友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揭发过他，就反过来去整战友及其部下。“文革”后复仇主义仍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一些人的行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我划线”一直是公平、公正评价“文革”的绊脚石。怨怨相报何时了？

（八）谁都知道“文革”中大搞突出政治，可是他只注重政治参与，从不去问参与的是什么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也不讲政治学说，更不会研究比较政治。他们一味强调的是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突出精神的作用，甚至于“左”成了“精神万能论”，以致有人讲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苖”。这无疑是搞历史唯心论。可是，有一点值得思考，“文革”中官员渎货无厌的少。在中南海饮茶的茶叶要自费，一杯两角钱。有次开会，有几个人“敲”刚当上副总理的华国锋的“竹杠”，要他带半斤湖南茶叶来共享。有的政治局委员一个上午要开几个会，那就要付好几个“两毛”，为节约开支让秘书把茶杯端来端去。“文革”后批判了“空头政治”，却搞起了钱可通神，似乎是走上了另一极端。从可怕的“精神万能”转到可恶的“金钱万能”。这不能不说明今天对精神与物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应当迅速把它列为“文革学”的思考题。

（九）谁都知道“文革”中大搞平均主义，“干不干，三顿饭”，“干多干少一个样”，“三十六块钱万岁”（低工资普遍为每月36元）这貌似公平，实则不公平，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文革”后又有人公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开把公平置于次要地位，乃古之所无，今亦罕有。今天即使是不公平的国家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贬低公平。很多国家的价值观或曰城市精神都突出公平。我国有不少人忘记了公平出效率，不公平不出效率。今日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贫富差距过大，这与“十三五”计划提出的“共享”理念相悖。这也说明我们没有正确吸取“文革”教训，有必要把如何对待公平列为“文革学”的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