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万投资，强吻你，推还是不推？
刘璐+张薇+王晶晶+摄影|邢铁军
25岁的女性创业者周莹琪女士偶尔会和合伙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大老板要投资我，我要多少钱才愿意跟他上床？”
5000万，或者500万？她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问题就一次又一次自己找上门来。有时候是在酒店大堂，有时候是在KTV，有时候是在饭桌上，有时候甚至就在汽车后座。
“在车上就强吻你了，你是推还是不推，他（投资人）好像对你这个项目很有兴趣噢。”周莹琪有些兴奋地问《人物》记者，“只是吻而已啊，你推还是不推，又没有上升到上床。”
“大部分女生不推”，她放慢了语速。
周莹琪的父亲曾经教过她：“身为一个女生，你的优势和你的劣势都很明显，优势也是你的劣势，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要把这个运用得很好，就是你如何应对性骚扰，又不会得罪别人。”她将此牢记在心。最忙的一段时间里，周莹琪平均一个星期会和三个投资人碰面，几乎都是男性，有过几次“奇葩的经历”。
一位投资人约周莹琪和她的合伙人下班后在深圳希尔顿酒店的大堂见面聊项目，没聊多久，投资人对她们说：“大堂有点吵，去我房间吧。”
“当时我是吃惊的，觉得他是不是有企图，但是没办法，抱着他有可能投资我们的心态，还是要答应，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他房间。”周莹琪回忆。
在电梯上，投资人搂住她的腰，周莹琪把他的手支开。到了房间，投资人说：“我有点累，我想躺在床上跟你们继续聊。”于是她和合伙人坐在床对面的沙发上继续向投资人介绍自己的项目。没讲多久，投资人又说：“你们累不累啊，要不要上来躺一下？”
“我们两个人，怕你吃不消啊。”周莹琪半开玩笑地回击。对方报以尴尬的一笑，她的合伙人说了更直接赤裸的话以示反抗。项目最后没有谈成。
也有投资人在周莹琪介绍自己项目时打断她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做这行太可惜了。”周莹琪回复他说：“你屁股也挺翘的啊”。
这是她面对“骚扰”时一贯的处理方式，让对方尴尬、毫不留情，“女权主义再宣扬说要男女平等，但直男不会理解，你只有让直男切身地体会到我们在鄙视你”。
曾经有一家知名创业公司的CEO到深圳时总想约她出来喝酒，周莹琪不想去，跟他说：“我一分钟是168，你先给钱了再说。”在周莹琪看来，这是一种很明显的拒绝，刺激到对方“老子就是有钱”的点，当然对方也并不会真的给钱。但这有时候会把局面导向更有性意味的境地，“他们会说我骚啊”。
周莹琪似乎面临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是她不愿意接受的性骚扰，另一方面则是对面那个处于她权力上游的投资人。性科普作者易衡（网名女王C-cup）认为，在缺乏公平的环境里，女性面临着很多问题，很难保持道德完美处境，“弱势者要在强势者面前保护自己，这实在太难了”，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直直的硬碰硬，反而是非常态的”。
易衡认为中国大众对于性骚扰和权力滥用的理解仍然很陈旧：“仿佛要一方是彻底丑恶的压迫者，另一方是无权无势无能力反抗的受害者，且只有压迫没有受惠，性骚扰和权力滥用才存在。但悖论是，如果只有这样才算的话，性骚扰这个问题大概根本不存在。”
如果这些看起来有点惊险的“骚扰”场面对古灵精怪的周莹琪来说并不算难题的话，那真正难以逾越的壁垒是她在创业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性别歧视。
大多数时候，她和另一位女性合伙人要面对不同的投资人在还没搞清楚项目时就一遍遍地重复：
“你们合伙人没有男生？那不行啊，得找个男生，要不然肯定要失败。”
“你们太女性思维了，我很少见过有两个女合伙人成功的。”
“你们没什么格局啊，建议是找个男生来做 CEO，你们有人选吗？”
当周莹琪问对方什么是“男性思维”时，他们的回答是：野心、事业心、格局、狼性。“我说什么叫狼性，你能解释吗？他说不出来。”周莹琪告诉《人物》记者，一位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投资经理直接告诉她：“数据表明全球成功的男性的确是比较多的。”
周莹琪认为大多数女性创业者都有共同的难题，她们很难像其他男性创业者一样，随时约投资人喝酒，和投资人一起攀岩爬山打高尔夫，和投资人称兄道弟。在饭桌上，中间人只会告诫她：“嘴甜一点”（她认为这其中也有某种性意味），要学会撒娇，多撒一次娇可能就会多10分钟介绍自己的项目。但中间人不会这样告诫男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可以在高尔夫球场，在德扑桌子上和投资人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长谈。
周莹琪也尝试过学习德扑，但“男投资人是不会和女生坐在同一张德扑牌桌上的，赢你钱不好”。她见过女性如何在德扑桌上“掌握主动权”，“一些很漂亮的女性创业者，比如说10个投资人一桌打德州，她可以从第一个人的大腿坐到第10个人的大腿，但是不会让投资人摸到她……其实她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在跟投资人交流了。”
这让那些要输钱要陪酒的男性创业者不忿地认为，女性身体在这种时候就有了极大的优势，周莹琪也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优势，如果女性主动去利用的话，“而不是说你就该被骚扰”。
但女权主义者不这么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女性有性资本可用，男性没有，这本身就说明这依然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世界，游戏规则是掌权的男人制订的、是服务于男性利益的。”女权组织“新媒体女性”员工罗瑞雪告诉《人物》记者。她认为性骚扰恰好就是性别歧视的产物，“这里说的性都不一定要到上床发生关系，它可以是很多东西：穿短裙或低胸上衣展现‘女性性魅力。”女性在清楚这是性骚扰的情况下，依然默许，看上去像是“自愿”，但实际上依然是受性别歧视的大环境所胁迫。
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女性的性成为一种资源，是因为购买的一方更有资本，也就是说男性更有资源去置换女性的性，这个资源可以是能看到的比如钱，可以是看不到的，比如权。”易衡告诉《人物》记者。
这种资源有可能让女性变强势吗？易衡认为不可能，“至少不会让她在‘购买者面前变得强势。哪怕她会得到一些资源，但她仍然不会取代‘购买者成为资源的拥有者……举个例子，体力劳动者接受了资本家提出的不合理的加班要求，并得到了少量的薪酬，压迫剥削就因此不存在了吗？一样的。”
利用了自己的性资源来获取利益的女性大多数时候仍然是被指责的对象，但魔幻现实背后的矛盾场景可能是：“你可能要假装性骚扰不会影响你，你会回应上司，调调情，也许说服自己上个床，并且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从心理上这么想对自我伤害虽小，把自己想象得开放一点，把这件事想象成自己也是有权力的，会减轻被剥削感。”易衡说。
在这恼人的关系之外，更多时候周莹琪要做的是在办公室把白天和黑夜颠倒，直到凌晨也还在和团队为产品争吵，不断和牛人探讨市场，然后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存款，希望可以养活团队等到产品上线。她和合伙人无数次在晚上抱着一起哭，然后抹掉眼泪为彼此加油，再厚着脸皮继续等投资人、找投资人。“想要的公平迟迟不能实现，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易衡说，“如果我们防治性骚扰的环境再好一点，社会性别平等再好一点，现在这些矛盾魔幻的事情自然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