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吏对江苏地区的治理
方亚光
唐代尤其是唐中叶以后，江苏地区经济、社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州县级别、人口数量，还是生产工具、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财政税收，在全国皆处于领先地位。这既是江苏地区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作、努力开拓的结果，同时也凝聚着无数官吏对江苏地区辛勤治理的心血。
一、任职江苏的唐代官吏
唐代地方官制，在中原内地实行州县二级制。但州这一级在不同时期又改为郡、府，其长官分别称为刺史、守、尹。主要僚佐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县级长官为令，别称“明府”。县令的主要佐官有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县尉一人。今天江苏的政区在唐代分别属于河南道的徐州、泗州（治今宿豫区）、海州（治今东海县），淮南道的扬州、楚州（治今淮安区），江南道的升州（今南京市）、润州（今镇江市）、常州、苏州，计9州40县。因此，这9州40县的刺史、县令及其僚佐，其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这一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唐朝近300年中，出任江苏地区的州官、县吏有多少，已无法统计。仅以州刺史一职而言，在江苏地区就职的有676人（依据《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这些州刺史，他们在江苏地区的任职时间，短者一两年，长者十余年。
这些刺史中，既有像李贤、李宪、李重俊、李琦、李谊那样的皇室宗子，也有像长孙无忌、宋璟、姚崇、杜佑、李吉甫、牛僧孺、李德裕这样的“重臣”；既有像张建封、王智兴那样的武将，也有像李邕、陆象先、白居易、刘禹锡、颜真卿这样的文人墨客。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身份，先后来到江苏、坐镇江苏、治理江苏，为江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挥洒了汗水，贡献了智慧。
二、治理江苏的政略举措
刺史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一方能否得到有效治理，即所谓“刺史，民之师帅也。得人则下安措，失人则家劳勑。”（《新唐书·褚遂良传》）“刺史、县令异诸吏，为人父母，风化所瞻。”（《新唐书·裴耀卿传》）唐代近300年间，在江苏地区任职的官吏如走马灯一样，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当中有的终老于江苏，也有的由江苏而加官晋爵、位极人臣；有将多年执政经验带到江苏的，也有在江苏地区创造经验进而推及各地的。纵观其政略举措，令人称赞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克己奉职，历政清贞。
张建封、张愔父子分别于公元788～800年、800～806年担任徐州刺史，历时将近20年。唐德宗时期，藩镇割据，军乱不断。在地方，治军理政，兼而合一。军稳才能政“治”。张建封父子在徐州，“躬于所事”，“军州称理”。《资治通鉴·贞元四年》记载：十一月，“李泌言于上曰：‘……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先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旧唐书·张建封传》）贞元十六年（800年），张建封卒，“徐州军乱，不纳行军司马韦夏卿，迫建封子愔为留后”（《旧唐书·德宗纪》）。“愔治徐七年，其政称治。赠尚书右仆射。”（《新唐书·张建封传》）
李玄道、辛秘分别于贞观时期、元和年间就任常州刺史。李玄道出任常州刺史大约在贞观二年至三年（628～629年），时间虽短，但“风绩清简”（《新唐书·李玄道传》）；辛秘任常州刺史历时3年（814～816年），“莅职修政，有可称者”（《旧唐书·辛秘传》）。
李丹在苏州“克己奉职”，韦应物在苏州“清正勤政，人赖以安”。李丹大约在宝应元年至广德元年，以浙西观察使兼苏州刺史身份入驻苏州。《全唐文》卷393独孤及《为吏部李侍郎祭李中丞文》：“昔公出入台阁，勤劳王事。驰驱使车，周旋天下。克己奉职，一何正也。姑苏之役，奸幸构难，公秉义勇，诛其渠魁，海寇围逼，勾吴震骇，公率羸师，克剪大敌。”韦应物在贞元四年至六年（788～790年）在苏州任刺史，他清正勤政，人赖以安；又能宾礼儒士，性高洁，以清德为唐人所重，天下号称“韦苏州”。
姚崇、李傑、苏瓌担任扬州刺史期间，皆“历政清贞”。史载，苏瓌“长安中（702～704年），累迁扬州大都督长史……神龙初，入为尚书右丞。”当时，“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前长史张潜、于辩机致之数万”，唯独苏瓌“两袖清风”，“挺身而去”（《旧唐书·苏瓌传》）。姚崇曾于先天元年来到扬州，担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他“为政简肃”，去职之后，“人吏立碑纪德”（《旧唐书·姚崇传》）。李傑大约在开元五年或六年出任扬州长史。史载：“傑护作时，引侍御史王旭为判官。旭贪冒受赃，傑将绳之而不得其实，反为旭所构……转为扬州大都督长史。”（《旧唐书·李傑传》）又“为侍御史王旭所陷，诏下大理治罪，（元）行冲以傑历政清贞，不宜枉为谗邪所构，又奏请从轻条出之”（《旧唐书·元行冲传》）。
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以“仁爱好生之德”待民，“清严正直，风采凛然，人莫敢干之以私”（《江苏省志·人物志》）。
第二，振举朝章，革除旧弊。
扬州，是唐代重镇，但积弊也多。因此，出任扬州的官吏都力除旧弊，推行新政。李君球大约在唐高宗麟德、乾封年间出任扬州大都督长史，任职时间虽短，但“政尚严肃，人吏惮之，盗贼屏迹，高宗频降书劳勉”（《旧唐书·李君球传》）。王志愔于开元四年（716年）任扬州大长史，“所至破碎奸猾，令行禁信，境内肃然”（《新唐书·王志愔传》）。杜亚在扬州任职五年（784～789年），当时扬州“承陈少游征税繁重，奢侈僭滥之后，又新遭王绍乱兵剽掠，淮南之人，望亚之至，革划旧弊，冀以康宁……扬州官河填淤，漕挽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亚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旧唐书·杜亚传》）。李鄘是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李邕的侄孙，原籍扬州。元和五年冬，出任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使。镇扬七年，“政严事理，府廪充积”，“峻法立操……令行禁止”（《旧唐书·李鄘传》）。崔从于唐文宗大和四年三月出任扬州大都督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扬府旧有之货麴之利，资产奴婢交易者，皆有贯率，羊有口算，每岁收利以给用”，崔从“悉除之”。“旧制，官吏禄俸有布帛加估之给，节度使独不此例。从至，一例估折给之。”（《旧唐书·崔从传》）
另外，李德裕、李若初在润州、卢商在苏州、薛珏在楚州都极力革除旧弊，振举朝章。李若初“（贞元）十四年秋，代王纬为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他“善于吏道，性严强力，束敛下吏，人甚畏服”（《旧唐书·王纬传》）。李德裕先后三次在润州为官（822～829年、834～835年、836～837年），在润州期间，他大力提倡节约，摒绝奢华；禁止用金银锦绣随葬和以迷信敛钱。史载：“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旧唐书·李德裕传》）卢商于开成元年至二年（836～837年）出任苏州刺史。在此之前，“吏以盐法求赢赀，民愈困”。卢商“令计口售盐，无常额人，人便之，岁赀返增”（《新唐书·卢商传》）。薛珏是大历期间出任楚州的一位刺史，在任期间“去烦政简”，“勤身率下”。史载：“迁楚州刺史。初，州有营田，宰相遥领使，而刺史得专达，俸及它给百余万，田官数百，岁以优得迁，别户三千，备刺史厮役。珏至，悉条去之，租入赢异时。观察使恶其洁，诬以罪，左授硖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状珏之简，赵赞言其廉，卢翰称其肃，书参闻，于是拜中散大夫，赐金紫。”（《新唐书·薛珏传》）
第三，体恤民情，兴农扶商。
田留安曾于贞观年间任徐州都督，尽管任职时限不长，但他“以宽简为吏民所安”（《册府元龟》卷680）的事迹却留存史册。毕构于神龙元年至景龙末（705～710年）出任润州刺史，以“政有惠爱”（《新唐书·毕构传》），被提升为御史大夫。刘同昇在常州则“惠恤人隐”（《全唐文》卷364赵晋用《赛雨纪石文》），独孤及在常州“轻徭薄赋”。大历年间，常州作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大历九年（774年），独孤及任常州刺史后，便“削其烦苛，均其众寡，物有制事有伦，刑罚罕用”；“比及三年，吏不忍欺，路不拾遗，灾害不作”。大历十二年四月二十日，独孤及因病暴卒于任上，“行路恸哭，罢市者相吊逾月，送葬者数千人”（《江苏省志·人物志》）。
韦元甫也是一位卒于任上的地方官。他任扬州长史期间，做到“政尚不扰”。史载：“韦元甫，少修谨，敏于学行。初任滑州白马尉，以吏术知名。本道采访使韦涉深器之，奏充支使，与同幕判官员锡齐名。元甫精于简牍，锡详于讯覆，涉推诚待之，时谓‘员推韦状。元甫有器局，所莅有声，累迁苏州刺史，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大历初，宰臣杜鸿渐首荐之，征为尚书右丞。会淮南节度使缺，鸿渐又荐堪当重寄，遂授扬州长史，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观察等使。在扬州三年，政尚不扰，事亦粗理。大历六年八月，以疾卒于位。”（《旧唐书·韦元甫传》）陈少遊在扬州“悉心绥辑，而多以任数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职，人亦获安”（《旧唐书·陈少遊传》）。张延赏在扬州更是体恤民情。史载，张延赏出任扬州刺史时，“属岁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赏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毙，适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于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庐室，已其逋债，而归者增于其旧。边江之瓜洲，舟航凑会，而悬属江南，延赏奏请以江为界，人甚为便。”（《旧唐书·张延赏传》）
李袭誉任职扬州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为归本”（《新唐书·李袭誉传》）。“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贞观十一年（637年），李袭誉为扬州长史，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以溉田八百顷”（唐会要》卷89）。杜佑“顷镇江都，十有四载”（《全唐文》卷600刘禹锡《为杜司徒让淮南立去思碑表》），“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旧唐书·杜佑传》）。任职扬州期间，“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新唐书·杜佑传》）。李吉甫“留滞江淮十五余年，备详闾里疾苦”（《旧唐书·李吉甫传》）。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他“奏蠲逋租数百万，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万顷。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筑堤关以防不足，洩有余，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东、西尤甚，有司不为请，吉甫白以时救恤”（《新唐书·李吉甫传》）。王播大约在长庆二年至大和元年（822～827年）在扬州任职，“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王播“乃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其工役料度，不破省钱，当使用方圆自备，而漕运不阻。后政赖之”（《旧唐书·王播传》）。
齐澣在润州主持开挖“伊娄河”。史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齐澣迁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使。“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旧唐书·齐澣传》）
李栖筠在常州浚渠灌田。史载，李栖筠任常州刺史时，“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栖筠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新唐书·李栖筠传》）。孟简大约在元和七年、八年出任常州刺史，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主持开挖的“孟渎”，却使当地百姓受益匪浅。史载，“简始到郡，开古孟渎，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为廉使举其课绩，是有就加之命。是岁，征拜为给事中”（《旧唐书·孟简传》）。
于頔在苏州“浚沟渎，整街衢”。史载：“于頔，历长安县令、驾部郎中。出为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三千顷，久堙废。于頔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秔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改苏州刺史，浚沟渎，整街衢，至今赖之。”（《旧唐书·于頔传》）
王仲舒元和十三年从婺州来到苏州任刺史。他到任后，“堤松江为路，变屋瓦，绝火灾，赋调尝与民为期，不扰自办”（《新唐书·王仲舒传》）。白居易于宝历元年（825年）五月任苏州刺史，次年九月因病离任。在他不长的苏州刺史生涯中，其最大的杰作，就是将一片沼泽堤塘修建成了550多丈的山塘河道，并在沿岸种植了2000多枝的桃柳。后人评价说：“少博白公筑虎丘山塘，民始免病涉之苦。”山塘长堤的修筑，也使得虎丘这一名胜佳境，更加吸引了游客。诗人自己就有诗记载：“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白居易集》卷24《武丘寺路》）
由此可见，他们的政略举措推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位于经济重心南移“前沿阵地”的江苏地区，在唐代就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他们立足江苏、因地制宜，体恤民情、为民谋事，恪守职责、勤勉自律的为官品质，不仅博得了当时朝野的称赞，而且赢得了“万世尊荣”，并为后来治理江苏者树立了榜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以增添治理江苏、发展江苏的智慧、力量和勇气。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