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长征的“关键先生”
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职务称谓，徐国梁曾采访过张的夫人刘英，刘英说，张闻天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他说：“无论是什么职位，只要尽力为党工作，尽到责任就行。”高风亮节，令人感动。
1935年1月，中国西南小城遵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呈曲尺形的建筑里，十几个人在这里开会。
一个戴着眼镜、充满儒雅气质的人站起来发言，会场里立即变得不平静，随后开始了两派意见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新的共识达成，新的领导产生。
后来，这次会议众所周知，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长征中的关键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那个引出争论的发言者，就是张闻天。他是促成这次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是当之无愧的“关键中的关键”。
两个“三人团”的斗争
1900年，张闻天出生于今上海浦东南汇的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他的名字取自《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而他也正如这充满书香的名号一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后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他在“少共”等组织的工作里，与毛泽东逐渐熟悉起来。加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他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团”。这样的团队，用后来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评论：“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三个人之所以聚到了一起，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央的军事政治策略有共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宣教处原处长徐国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个“三人团”在一起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当时党和军队里另一个“三人团”的决策，后者即博古、李德、周恩来，是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张、毛、王这三人团常常在一起对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和逃跑主义策略提出尖锐的批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张闻天这“三人团”自然也走在一起。红军在湘江之战遭受沉重打击后，人数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样的危局下，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在敌人已经完全摸清我方意图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红军到达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通道县时，毛泽东找到张闻天谈话。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去找毛泽东，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听到了二人的谈话内容。据他回忆，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应该改变方向，向当时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而在通道会议上，毛的提议得到张闻天的带头支持，而有了后者的支持，才避免了重演长征前他对第五次反“围剿”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的情况。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赞同这个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几天后的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虽然有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但博古、李德仍然不甘心认错，仍在时时找着机会，想让红军转向湘西。很显然，因为博、李二人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错误的领导很可能卷土重来，党和红军将遭灭顶之灾。在三人团里，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当时都躺在担架上。行军途中，两人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橘林，就让人把自己抬进去休息。等旁边的人都走开后，两人头靠头，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又告诉了毛泽东等人，话一传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由张闻天提出来，分量很重。在长征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公认的在地位上仅次于博古、李德三人团的人物。有了张闻天的这番话，很多人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当时的红军将领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这个经典的故事时，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这个“阴谋”，正是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事件。
红军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的三人团在一起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开始。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仍然是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否认指挥错误的主观原因。随后，张闻天第一个站起来，作了被称为“反报告”的一番发言。
张闻天平时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但在此时，他的报告尖锐犀利，直指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错误，对其进行了旗帜鲜明而系统的批评。
徐国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张闻天的理论水平非常高，为文旁征博引，很有力量。遗憾的是，由于长征中条件艰难，张闻天这篇“反报告”的原文没有得以保存下来。记录遵义会议的文献，保存下来的只有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但从他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文字中，都可以推论这篇报告充满的严密逻辑和科学原理。
张闻天的报告，打响了扭转党和红军命运的第一炮。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遵义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后来的长征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受中央委托，张闻天在之后的行军途中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以党内文件的形式确认了这次会议的成果。
为正确路线护航
在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有这样的描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编者注：即张闻天）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编者注：即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可以看出，争论十分激烈，尽管遵义会议做出了决定，但错误路线的思潮并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的。
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他坚持与毛泽东合作，确保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实际领导地位，也就保证了正确领导路线的推行。
在之后的长征途中，张闻天主持了大量的重要会议。例如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会师后，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认识同党中央存在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两河口会议正确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战略方针。会上，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之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坚定的领导作用。
作为一名“红色教授”，张闻天更热爱理论研究，他被推为中央总负责人之后，感到自己并不完全适合于领导的工作。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人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长征之后的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
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职务称谓，徐国梁曾采访过张的夫人刘英，刘英说，张闻天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他说：“无论是什么职位，只要尽力为党工作，尽到责任就行。”高风亮节，令人感动。
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却又从不盲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对毛泽东的主张，认为是对的就支持，认为是错的就反对。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他也是一个敢于自我反省的人。脱离中央负责岗位后，他感到自身经历以理论研究为多，缺少实践经验，于是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做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所得，他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的设想。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但今天再看这些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
作为长期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徐国梁评价说：“长征中，在确保党和红军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执行上，张闻天起到了他人无法取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