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 人民的作家

李天波 黎诗韵 季艺 尹夕远

崇尚自由的人

背对阳台，周梅森轻依栏杆而站，讲起改革开放滔滔不绝，语速飞快，眼光犀利有神，除了耳朵上挂着的那副透明助听器，很难让人察觉他已61岁。他住在南京核心地段一个高档小区的16楼，从阳台往下看，纵横交错的马路把城市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彩色模块。这座刚下过雨的历史名都，到处水雾蒙蒙，不远处秦淮河慢悠悠流淌着。他喜欢它的气质，不快不慢，无拘无束，节奏刚好。

周梅森向来不喜欢被束缚。1993年，他回家乡徐州，新建的柏油马路一路畅通，他心情大好，跟那些认为修路意义不大、浪费钱的老百姓反复解释修路的好处。当时的徐州市委书记李仰珍听到这事，给他送来一大摞告状信，其中大部分是为修路告自己的。周梅森看完，来了兴趣，跑去跟对方聊，两人聊得投机，他顺势去徐州挂职秘书长，想看看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时我们整个中国都在大建设嘛，谁说共产党没干事，不在干事嘛，他就产生了一种了解生活的一种兴趣。”妻子孙馨岳说。

那之后，他每天跟着领导听报告，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平日住在宾馆里，进出有人开门，出差有人买票，出门24小时有司机待命。他眼睛不大好，一次开车没注意闯了红灯。交警在远处吼他，走过来一看车牌是市政府的，立马立正敬礼，让他走。他常说，贪官的堕落，可能就是从第一次闯红灯没受到阻止开始的。

他不愿多说为官时的种种内情，只是一味感叹，做官很辛苦的。一年后，他离职，开始写《人间正道》。当时有人说他做官做不下去又绕回去写作了，他如今语气硬气地回应，“后来他们又叫我去干那个公路管理局副局长呢，我就不去了，不想干了。”

想想又觉得别人说得也对，自己就算去做官，“三天叫人赶下来。”他太了解自己的性格，“不知道妥协，不知道融通，肯定要倒霉的。”但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身为官员的种种限制，婚姻要上报，财务要上报，还得经常面对一些审核。前几年，有个朋友希望他去某单位主持工作，他一听就头疼，“干了这个东西我就要每年向组织申报，报我的财产，又是股票，又是房产，这里版税收入，那里剧本收入。”他态度坚定，“不报，那就是违规，要报，怎么报，还是别干了。”

还是做他的“老布衣”好，写小说、写剧本、炒股票、做房地产，开开心心挣钱。想了解官场了，就去挂个职。对他来说，没什么比财务自由更重要的事情了。“我从来不想做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崇尚自由的人。”他兴致勃勃，聊得兴起，搭起二郎腿，裤腿上提，绿色的袜子上，漏出指甲盖大小的洞。他缩着脖子傻笑，“你看我这样怎么当官，每天坐得端端正正的，烦死了简直。”

他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反感用物品界定身份，一切以“实用、舒服”为准则。电脑、手机都是国产的，三四年不换，坚持不用苹果。平日爱喝点小酒，家里存着成箱的茅台，有朋友来，不管对方什么身份，总要拉着喝几杯，侃侃人生。

一丁点限制都没法忍受。键盘必须是无线的，方便随时换。书房里摆着六七个键盘，都是他写《人民的名义》时留下的。他习惯两个食指在键盘上快速游走，按键稍有问题，就换个新的，绝不允许物品束缚自己。

他創作的地方是一个二十来平方米的书房，他平日在这儿写作、炒股。《人民的名义》播出后，作为原著作者和编剧，他常被媒体要求到这儿看看，他尽力配合着。有人夸他写得好，官场戏写得惟妙惟肖，他也不谦虚，嘿嘿一笑：是吧。

那次当官没给他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却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创作的大门。那之前，他凭借历史类小说成名，《沉沦的土地》、《军歌》等都是当年国内各种文学评奖的热门。挂职让他发现了新的创作兴奋点—政权。上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受困于水、电、路三件事。各地政府与百姓都因修路产生过摩擦。周梅森身在政府，目睹了个中艰难，他以修路事件为由头，写了《人间正道》，讲了一位市委书记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与官场腐败，提出官员不干事就是最大的腐败，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轰动一时，被列入建国50周年精品。

之后，他凭借这一年的挂职和对官场的思考，陆续创作了《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政治小说，连续四年每年一部作品被翻拍成电视剧，成为影视翻拍率最高的官场小说家。“其中四部在央视黄金段播出”，他右手劈开空气，亮出四个指头，“这种成绩都是别人很难创造的。”

必须当老大

道贺的、询问版权的、讨论剧情的、追着投资的、采访的，聊天不停被电话和打断。4月9日，采访当天，《人民的名义》刚播出18集，收视率破三，周梅森一边看着蹭蹭上涨的收视率乐呵，一边紧盯着各类舆论，深怕影响首播。群里不停有消息传来，其中一个群名叫—四君子，他、这部剧的导演李路、总发行人李学政和投资人高亚麟，电视剧第一次审查通过的时候，消息就从这个群里发布。李学政记得，他在凌晨接到了“通过”的电话，大家都很兴奋，在群里不停发着“牛逼”的字样。周梅森第二天起来看到消息，悬着的一颗心落下，不停跟人念叨：通过了、通过了。

在此之前的两年，他们连续遭遇了各种意外，接触了40多家投资，有人一听题材就摆手，有人追着死活要投资，最后关头不干了，也有人跟着评估了一两个月，默默消失了。最终剩下了6家投资，3家是为这个剧才成立的新公司。

很多投资方是周梅森自己打发走的。一家业内大公司，投资前问他要故事梗概、分集提纲，他跟对方抗议，言辞激烈：滚蛋吧，信我就跟我干，不信就离我远远的。

他承认，自己在作品上很霸道，也很难跟人合作，一个团体里必须当老大才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第一次找他写这个剧时，他在电话里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回复：这能写吗？怎么写呀？最后以“算了”结尾。“要我做，我就要按自己想法做，我不会顾忌说什么尺度不尺度这些东西。如果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我也不缺这个钱，也不缺这个名。”周梅森笑着调侃自己，做起事来就是剧里的李达康。

范子文不甘心，直接杀到南京，一上桌，周梅森就说：只请喝酒、不谈创作。他跟周梅森合作过《国家公诉》，知道他的脾性，一喝酒、一听到好故事就容易“有写的冲动”。他特意带了南京检察院宣传处的三个工作人员，酒过三巡，他让他们讲南京落马官员的故事，怎么腐败的、怎么侦查的、中间遇到哪些个阻力。地处南京，落马官员中有些还是周梅森的老朋友。周梅森听着听着开始叹息，一瓶酒喝完，点了头，前提是让他去问广电总局能不能过。范子文特意去请示了广电总局，带着领导批示：可以写、要把握好度、体现正能量，才说服周梅森动了笔。

周梅森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基于彼此完全信任。剧本写了两集，自己还拿捏不准，给范子文看，对方说：好，成了，哥，咱这买卖成了，你只管写下去。“我从头到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说起这个团队，周梅森又自豪又感恩，项目全程都是根据自己喜好推动的。导演李路是他推荐给最高检的，开工前，他跟李路商议，戏第一，找演员一定要找演技派，必须跟角色贴合，绝不要小鲜肉。对投资方，他事先约法三章，资本不能干预艺术，从创作到演员都不能插手。

《人民的名义》6位投资人，播出前都没看过剧。李贡是利达影业总裁，也是《人民的名义》投资人之一。她记得，在开机仪式上，周梅森主动跑过去，自信满满地跟她说：李总，我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不会让你们每个投资人失望的。李贡颇感意外的是，周梅森在后续拍摄过程中全程参与，随时都在和导演、演员沟通，“很多编剧卖完就不管了，他会让我们很放心。”

演员陈逸恒对此深有体会，从《绝对权力》到《我本英雄》，他跟周梅森前后合作过4部戏。他印象中，每部戏，周梅森都亲自到片场把关。“他事无巨细，然后他会跟导演说，过两天要拍那个什么什么戏，你要一定记住，那个车从哪儿到哪儿，这个车要落实。还有一个旁边要跟的那个秘书，那个秘书的形象要注意。”陈逸恒在电话里告诉《人物》记者。

《我主沉浮》在济南拍摄时遇到“非典”，到处都戒严。周梅森每天待在片场，协调场地、预算、临时演员，一天十几个小时，天又热，有一次，他突然难以呼吸，晕倒在片场。“这几部戏他都是要自己当制片人，为什么，他怕别人糊弄，他必须亲力亲为，把握他的这些所有的班子里头的演员什么的。”陈逸恒强调，“他还是负责任，自己的作品一定要负责到底这么一个人。”

对待作品，周梅森向来态度强硬。他的小说《中国制造》，被著名导演胡玫改编成电视剧《忠诚》，前6集加了些感情戏。他生气：“好好的政治剧，加了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剧名也没我要表达的那份大气。”通过媒体，他公开发表了很长的反驳信，质问胡玫，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回想起来，他也着急解释，只对事不对人，“胡玫人很好，吵归吵，我们俩干架归干架，但是仍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到了《人民的名义》，他要求更严格。之前的剧，他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投资人，资本与艺术，一碗水端不平，他常为省钱发愁。这部戏，他坚持创作者不能参与投资。“1.2亿的盘子，如果我们自己的戏，5000万就给弄掉了，那么像吴刚可能不用了，那个张丰毅也可能不用了，省了钱结果可能没这个爆款了。”在他看来，这部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操作范本—艺术的归艺术、资本的归资本。

入世的作家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接地气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人民的一员，他对于各个阶层的人民吧，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了解的同情。”谈起这位作家，《人民的名义》图书编辑陈玉成评價，在他看来，周梅森在现实题材作家中最大的优势是—别的作家靠体验生活来写，而周梅森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周梅森非常清楚自己身为作家的这种优势，他反复强调：我的写作是追着我的生活跑，生活不停下来，我的创作就不会枯竭。14岁进煤矿，他每天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在300米深的井下运煤，头顶一层层花岗岩、页岩、火成岩。5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坦言，正是因为这种低基础的生活开端，他对人生无所畏惧，敢闯敢干，不害怕失去什么。

这种性格让他在时代的巨变中不停尝试去捞取机会。1974年，文学兴起的时代，他开始写作，之后凭借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一战成名；90年代初，历史小说创作环境受限，适逢国家经济改革，他跟朋友揣着所有积蓄，到广州惠阳，买了50平方米的地皮，开启了淘金之路；再往后，中国股市兴起，他成了南京股市里的第一批大户，体验了一把“一眨眼赚几十万、一眨眼赔几十万的大喜大悲”；1993年，又跑去徐州政府挂职，做了一年的秘书长。

“爱凑热闹的人，很有好奇心。”孙馨岳笑着说，哪哪有事都要上去试一把，也常常栽跟头，“他老觉得这些在书斋里边看的世界太小……就不如他出去闯。”

他也擅长交朋友，用好友姜琍敏的话说，三教九流，谁都能聊得来。官员愿意跟他诉苦，商人愿意跟他交心，普通人也愿意跟他唠唠家长里短。他的创作素材里，多一半来自这些身边人。

“他真的一点不清高，还是有那份体谅的心，明白生活都不容易。”孙馨岳解释，“所以，他也能跟任何人打交道，他对谁都很和气，也活得很简单，不会因为对方是谁就怎么着，只会凭个人喜欢。” 在妻子眼里，周梅森性格中有股江湖气，粗犷、仗义、爱憎分明、喜怒形于色。

谈及过往，周梅森津津乐道。“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作家，不是那种什么清高的，什么那种不食人间烟火，我不是，我是和现实生活贴得很近的作家。”采访被电话打断，他接完，看着手机，突然念叨，听说买的那家股票公司出品的手机更好，有机会得试试。

两年前十几块钱买的一只股票，最近已涨到了30多块。他是江苏最早的十大股户之一，前后两次卷入股市风波中。2005年，中国正式启动历史性的股权分置改革。他重仓的金丰投资，提出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10送3.2的方案，以获取全流通的资格。当时他大概有70.25万股，是金丰投资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按这个方案，包括他在内的中小散户损失惨重。他联合中小散户，在股东大会上投票否决大股东的股改方案，连写了三封公开信。最后，金丰让步，他名声大噪，被提名为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

不少同行对此不以为然：一个作家，就该好好写字，靠炒股出什么风头。“靠写字挣钱，现在住哪儿都不知道。”在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撸一把袖子，开始算账：严肃作家一年写20万字，印成书，卖20块钱，版税10%，有些一年卖5000本，10000块，扣完税8000块，平均每个月800块不到。他叹口气，“比乞丐好一点，没有财务自由，你就没资格和这个世界讲价钱。”

炒股没耽误写作，反而让他对资本市场产生新的兴趣。作品里，他开始尝试构建权力、资本与人的关系。过往10年，政治小说受限，同行都搁笔了，他又把炒股这些经历揉碎，写了一部经济主题的《梦想与疯狂》，卖了10多万册。

“我现在财务自由，想写什么都自己定，我也不用追着市场。”周梅森感叹，“因祸得福，没有那场股权官司，也不会有《人民的名义》。”剧里大风厂老板郑成功股权抵押的故事来自他的真实经历。七八年前，他成为徐州一家地方银行的隐名股东，结果代持公司资金链断裂，他的股权全部被银行查封。他陷入了一场股份纠纷官司，涉及金额高达4000万，上诉几次均以失败告终。

有民营老板托朋友给他带话：写出了我们生存的困境，太真实了。周梅森语气上扬：那能不真实嘛，我自己天天研究这些，打官司。《人民的名义》剧情，多一半来自他的生活，每个角色在他心里都有一份真实的参考，高育良是曾经可以一起喝酒的老哥哥，陈岩石扛炸药包的桥段来自翟泰丰的抗战记忆，高小琴双胞胎的故事是在酒桌上从检察院的朋友那里听来的……

“我一天坐在这儿，能写出个什么。”他指着书桌总结，自己并非书斋型作家，跟其他作家相比，看的书并不多。他不喜欢个人化的写作，对阳台文学更无兴趣。范子文认识周梅森10多年，每次吃饭，酒过三巡，周梅森就开始聊国计民生，聊金融股票，聊政府腐败，语调慷慨激昂。“从来都没有说是一块去唱个歌呀，捏个脚啊，跳个舞啊，压根儿就没这根弦。”范子文说。

同年龄、走纯文学路线的作家产量逐渐降低，有人慢慢停笔了，深扎现实主义的周梅森反倒开始焦虑时间不够用。他已经想好了下一部作品，等《人民的名义》忙完，他计划以自己的经历再写一部，主题暂定“人民的财产”。

一根筋

2004年，广电总局整治涉案剧，规定不得在黄金档播出。周梅森的《国家公诉》受到了牵连，审查时差点被毙。之后的《我主沉浮》和《我本英雄》更是坎坷，前后經历了两年多的审查。陈逸恒记得，拍《我本英雄》时，《国家公诉》和《我主沉浮》受政策影响，都在非黄金档时间播出，后来甚至调整到凌晨午夜档。

有一次，周梅森跟陈逸恒感慨：你是个好演员，连推你四部戏，你起不来，看来我们的命都不好。“他觉得心灰意冷。”陈逸恒回忆，周梅森当时本来计划再写一部《我本太阳》，受政策影响也不写了，“他说我跟他们据理力争，实际上我们是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可是现在限制说不让播。可是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我们费了这么多的心血，结果最后得到的结果和后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接着往下做，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嘛。”

那段时间，周梅森几乎天天往审查部门跑。有人跟他说，你来总局大院，总给我们领导带来不安。他一时愤懑，卖了房子，离开了北京。原中宣部副部长、《人民的名义》总顾问翟泰丰回忆，走之前，周梅森时不时去中宣部找他抱怨。一进门，“嗷嗷叫”，骂骂咧咧。“我再也不写了，再也不写了。”翟泰丰模仿周梅森的语气，气鼓得满满的。翟泰丰只能听着，等他骂完，再劝他冷静冷静，周梅森每次拉着脸离开，“他很委屈。”

接下来整整10年，周梅森只推出了一部《梦想与疯狂》。读他书的年轻人少了，邀请他去大学讲座的电话也少了。他有个侄子，大学期间一天到晚读网络小说，看穿越剧、玄幻剧，他的书放一个多月也不读。

那几年，官员腐败的新闻不断爆出，上达老虎，下至苍蝇。中纪委也连续出了两部纪录片，讲述落马官员的仕途变革。周梅森看着，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各种披露出来的这些东西，他就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就觉得以前写的那个反腐简直太小儿科了。那时候（他）很失落的，生活远比那个小说丰富，那老百姓还看你什么呢？”孙馨岳回忆。

一边是不断爆出的腐败，另一边韩剧、IP剧、小鲜肉，风靡市场。有时候酒桌上，他也会跟朋友抱怨几句。“现在年轻人都看的什么啊，天天韩剧娱乐这些东西，他就说尽管娱乐，但是不能一味都是这样，要去引导。”陈逸恒觉得，作为现实作家，周梅森在这种电视语境里是非常失落的。

同行的人，有人试水其他题材，有人投身其他行业。翟泰丰怕他虚度，偶尔打个电话鼓励鼓励：有东西还得写嘛，先写好放着，政策会好起来的。周梅森嘟囔一会儿，嘴上还是说不写。

也有人找他写写其他题材的剧本，他一一拒绝了。“我又不缺钱。”私下里，他也写，断断续续写了三个不成型的故事，“就为自己高兴。”

两三年前，陈逸恒听说有人开始写反腐剧了，还是中纪委支持的，他打电话给周梅森：您应该再写啊。周梅森回复：那看看再说吧，现在也把握不住尺度。“他肯定是想写，只是等政策，等机会。”陈逸恒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感叹，“他骨子里头的那根筋，骨子里头的钢筋永远没弯，他就是性格非常强烈的，骨子里是完全的一个汉子。他有很多小说啊，都可以随便哗啦哗啦改改，只是为了赚钱，大家都认为他是好编剧，肯定会有人买的。他不是这样去做的，他要做一部它就是一部，他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一个人。”

孙馨岳也评价丈夫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一根筋，绝不会为市场迎合别人，也不会为外在评判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人间正道》出版后，40多个厅局级干部联名告他，两个副省级干部，一直告到中央，3个宣传部长提出要修改小说。周梅森很气愤，公开回应：这只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一个字不改，要么你们起诉我。当时文学界对他的质疑更多，认为他从历史小说转到官场小说，是从纯文学跨越到大众文学，是自降身段，也有很多评论家为他可惜。

“没有什么大众文学，什么纯文学，没有。你意识流要写得好，那是好小说。你也可以写这些现实生活的作品，你要写得好，也是好小说。”周梅森说起自己的创作转型，语气铿锵。他没搭理那些评价，彻底把创作转到政治小说上来，“我是一个心理非常强大的人，我不被舆论左右。”

沉寂10年，有人说他过时了，他也倒平静：谁能一直站在潮头上。说起那段日子，他语态轻松，“刚好休息一下。”他书房旁边有一个用玻璃搭建的小房子，里面随意摆放着一些儿童书籍和玩具。那是他为儿子搭建的小书房，2004年，他的小儿子出生，48岁重新做父亲，他觉得冥冥之中自有上天眷顾。

为人民写作

不管谈及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人民的名义》，运气是周梅森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我觉得还真是老天爷特别眷顾我。”周梅森说。

2014年，范子文刚到最高检影视中心，想做个反腐题材的剧，他第一时间想到周梅森，一来有合作基础，二来周梅森应对审查经验多，能在尺度内讲好故事。范子文三顾茅庐，周梅森接受了邀请。

“我也没底。”周梅森承认，刚开始写的时候，总纠结尺度在哪儿。前20集写完，他把剧本传给翟泰丰，让他把把关。

“他完全没放开，太平了。”回忆看完的第一感受，84岁的翟泰丰仍激动不已。他一时恼火，当即给周梅森打电话：现在党中央的反腐是一个接一个的钢拳头打出来，都打到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人身上了，这是你十八大以后的作品吗？剧本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周梅森听力不好，翟泰丰从说到喊，到最后大声吼，语气激烈，说了整整40分钟。翟泰丰跟周梅森相识20多年，也是他所有电视剧的总顾问，他理解他的放不开，“我们的环境不好，他无形中被限制了，也（被）審疲了。”

电话一下子打消了这位作家的顾虑。接下来的4个月，他对着空白的word文档，两个食指在24个字母键上快速游走，跟打机关枪似的，反腐级别提升到副国级，一路顺畅写到了结局。

说起这个精心安排的结构，周梅森语态自信：剧里埋了3条线，一条是侯亮平为代表的反贪部门办案，一条是腐败官员与正派官员的官场活动，一条是郑西坡等大风厂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基层老百姓的生存。

他不同意将其定义为简单的政治小说。看到有人评价说3个线索扭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部中国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他觉着准确，符合他的写作初衷—呈现一个现代的、真实的大中国。“这部作品找到了这个时代的痛点，和这个社会各阶层、各个层面、各个族群，找到了共通点……我的作品一直是希望影响世道人心的。”周梅森说。

他始终强调作为作家的责任—文学不能在这么波澜壮阔的时代当中缺位。《绝对权力》里，他写商人金启明，把官员按照级别分为绩优股和垃圾股，用金钱去操控官员。到了《人民的名义》，民营老板蔡成功贷款遇到重重艰难，做事必须依附官员。

“这是时代的变化，就是很可怕的地方，那个我写《绝对权力》的时候，官商勾结是商人利用金钱买权力，而官是心有畏怯者，心理没这么强大。现在官商的关系是官员强势，因此才有了蔡成功的这种雏形。”周梅森语态严肃，自称是社会机器检测工，看着哪里出问题，就写出来，摆在台面上，供大家参考。

“周梅森他们那一代是经历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跨越，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地意识到，有时候个人命运就是取决于国家的命运。”在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看来，这种成长经历让周梅森自觉在写作中对国家更有表达欲和责任感。

采访中，巴尔扎克是这位作家反复向记者提及的那位带领自己走上文学之路的巨匠。

“巴尔扎克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就成了我几乎是一生遵循的创作原则。”周梅森强调。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在写作上的野心，巴尔扎克在拿破仑雕像下面写的那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用笔征服世界，正是他开始写作时的座右铭。

《人物》记者最后一次见周梅森，是在北京，他刚参加完一场网络直播，“书卖到119万了，还断货。”他又高兴又焦虑，不知道出版社何时能补货。“这是坚守的胜利，我是一个很有定力的作家，只管埋头拉车，一头走到黑。”周梅森说，他再一次强调了他的立场，“我就喜欢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写作，为中国老百姓写作，为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