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班”，77级大学生的记忆珍品
李全柱
这个班一共52名学生，可能是“文革”期间回家乡的农村同学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有五分之一的男生已成为三四个娃娃的爹……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回想起那时的事，似乎发生在昨天。
1978年3月15日，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河北师范大学各系楼前、校园甬路上一簇簇人群正编织着方队，准备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开学典礼。有一支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个个都三十左右的年纪，虽然成熟的眼神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却不像二十左右的学生那样欢声笑语、喜形于色。猛一看，人们还以为这是青年教师的队伍，可他们所站的位置和手提马扎的形象，让周围的人们不由得指指点点：“看！看！老头班！”队伍中有个女生很不高兴：“什么老头班，还有我们呢！”“那就是老头、老婆混合班！”周围一片善意的笑声。当弄清楚他们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数学系77级1班时，不时有人鼓掌向他们祝贺。当时，虽然恢复高考特别注意招收了少部分“文革”中被耽误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但将这些人单独编在一个班。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人的考试分数都很高，但担心他们的年龄和负担影响学习，所以招办录取他们时很慎重也很挑剔，考虑教师队伍“文革”中严重受损，便特意把他们招收到师范院校。
“老头班”里好多同学已是“孩他爹”“孩他妈”。
这个班一共52名学生，包括两名为西藏代培的。农村来的同学居多，还有8名女生，其中2名分别是当年天津下乡和支边的未婚知青。可能是“文革”期间回家乡的农村同学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有五分之一的男生已成为三四个娃娃的爹。当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只挣工分没有工资，家中老婆又要种地又要照顾老人孩子，这些人的负担可想而知。
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先说说准妈妈徐玲：
徐玲是在下班路上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时她已怀孕待产，预产期就在考试的前半个月。她1973年曾被推荐考试且成绩很好，但因“白卷先生”张铁生事件不按成绩录取而失去一次上大学机会。能凭考试上大学，她当然非常兴奋，随之她也担忧：孩子若按时出生则需要休息恢复身体，若孩子晚出生正好赶上考试那可就麻烦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要泡汤。尤其是，孩子出生后要看管照料，如何上学念书？妈妈的支持打消了她的顾虑：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妈妈就给你看孩子！人一高兴就有了主意：每天跑步，让孩子配合妈妈，千万不能在考试时出生！时值隆冬，天气寒冷，经过每天早晚的上千米跑步，终于把孩子也感动了：准时出世，绝不拖妈妈的后腿。
从城南到城北考场有好远一段路，考前一场大雪又得使道路格外难行。她裹着厚厚的大衣抵挡风寒，一大早爱人用自行车驮着她赶往考场。
坐月子的考生也引来招生办同志的特别关注，当时没有暖气就特意在她旁边生一火炉……
开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医生，用中药把旺盛的奶水断掉。学期中间她没回过家，待儿子会说话时竟然叫她阿姨，她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
胡成元同学是以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的湖南大学录取的，可他上有双方年迈的父母，下有四个离不开大人的子女，若在千里之外上学家务全交给老婆于心何忍。他要求回石家庄。几经周折也来到师大数学系这个班，离家30公里，他可以学习家务两不误，解除了后顾之忧。
任课老师们也格外兴奋，因为这个班开学后的摸底测验成绩最高，必做题和选做题几乎全部正确，人人在100分以上，11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任课老师的心情，如同农民找到优质秧苗，车工拿到高级坯件。
全国著名的拓扑学专家吴振德教授、研究函数逼近的专家郭顺生教授（两人后来都是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及其他知名教师为“老头班”授课，当时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不好，宿舍是在简陋的筒子屋里，他们常常趴在床前备课批改作业。
很多课程久久没有开设，教科书都需从资料库去翻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拓扑学、非线性方程等课程几乎是首次系统全面开讲，因为“文革”前虽然设立这些课程，可是种种干扰不断很难完整讲授。
老师们精神抖擞拉满弓，同学们斗志昂扬握紧拳。
按教学要求班级开设了英语，可这些“一小把年纪的人”中学时大都学的是俄语。尽管学校选派最有经验最有耐心的老教师为大家上课，雄心勃勃的师生还遭遇了估计不足的困难：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早已错过，记忆力减退，发音走调、单词记不住。尽管如此，仍有英语100分的学生。
随着专业课学习的延伸，一些人的学习优势开始衰退，最初摸底时成绩不高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赶了上来。
“不服输、要争气”这句话一直埋藏在“老头班”每个人心里。晚上校园、教室，特别是数理化专业的教室总是灯光灿灿亮到很晚。
我是从校办工厂的岗位考上大学的，数学本来是我的强项，高中时数学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领先，但现在一下子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接触“σ”“∞”“∑”，就好像来到了陌生世界，无穷小、无穷大、极限等概念在脑子里打起架来，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考试竟不及格。
这对我刺激相当大，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第一个暑假正值酷暑，我每日赤膊上阵，手捧厚厚的《季米多维齐习题集》大量做题。那时没电扇更别说空调，做题又不能扇扇子，就用凉水浸过的毛巾披在后背降温。三伏天毛巾很快就被汗水浸湿发热，就用凉水浸浸再披上……原计划做百十来道题，我竟一发不可收做了五百多道。补考的结果是我以高分通过。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是“老头班”的特点。班里十几个同学是“扩招”和调整录取的，晚报到十多天，功课落下许多，老师们设法补课，同学自己也紧追猛赶。张梦贤一入学就面临按定义求极限求导数的作业，使他如堕五里霧中。一题一法，一题一变，变得眼花缭乱，急得他逢人就问，几乎问遍了全班同学。令他感动的是个个有问必答，无一同学厌烦。
胡成元同学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帮老婆干农活儿，忙完地里的，还要找些加工活计挣钱，以解决老老小小近十口人的生存问题。这样一来难免耽误一些功课，可是人家凭看书看同学笔记，考试成绩一点儿也不差。
大学四年，正是国家发生地覆天翻变化的几年。人学时农村还是大集体、大锅饭，毕业时就赶上了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同学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仅说每日三餐打饭，只买最便宜的饭菜是司空见惯的事。王文国、韩庆书等同学离家五十多公里，几乎每隔两周就要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回去，根本舍不得花钱乘车。市区里各个回收物品销售部的地址他们都很熟悉，即使一些必需品他们也在那里购置。
学数学的人都知道，数学家陈景润专注学问，走路撞上电线杆还向“人家”道歉。其实我们班上类似的笑话也不少：
后来考上研究生的黄益昌对数学如醉如痴，脑子里总有思考不完的问题，在宿舍也经常是手不释卷。宿舍有人高声大嗓儿，他如处无人之境。一天午睡起床后，他出门就把宿舍门锁上了，边走边思考，根本没有理会宿舍中是否还有人。恰好王文贵同学稍后醒来，可房门紧锁，怎么也出不去了。好在宿舍是二层，不太高，王文贵又来自杂技之乡吴桥，腿脚灵活，平时就爱蹦蹦跳眺，在屋里找到一根绳子绑在暖气管上，从窗户顺绳而下。事隔不久，同室张洪波的保定老乡来石家庄办事，准备午饭后在屋里稍稍休息后再外出。不料一路疲劳昏然入睡，醒来之后也发现被“书呆子”反锁无法出去。这位老乡硬是在屋里憋了半天，连厕所都去不成。
国家和学校对这一批人倍加关心和爱护，体育、劳动课一样也不能少，和对“娃娃同学”们一样的要求，还必须上满四年，尽管最后一学期学校挤满五个年级。
当然也有对这些人估计不足的时候，并且产生一些误会：一周劳动课给这个班的任务是挖几百米长一米深的电缆沟，并许诺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按人们预想的进度，怎么干也需要四五天的时间。没有估计到的是“承包”能产生多大的生产力，尤其没有估计到这些曾经“战天斗地”洗礼过的三十来岁壮年，在“可以借此机会回家去见家里那个她，同时帮帮忙”的刺激下，竟然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个个脱衣挽袖、锨镐挥舞、汗花飞溅，一镐下去一个坑，几锨上来一座山，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全部的任务完成了。第二天只看见保质保量的电缆沟，却不见了一个人影。那个年代，布置任务的人怕遭到批评指责，非要再加任务，这帮人哪还理会，辅导会只好让小班同学搪塞了事……
回想起那时的事，似乎发生在昨天。
毕业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工作在教育战线，并且大都在基层教学一线。30年后的今天，工作在大学、中学的教授、高级教师同学们都临近退休，一些在校长、局长岗位上的大都已经离岗。当时的准妈妈徐玲在北京电视大学退休后又被返聘管理学生，与她配合默契的儿子如今正好 30岁，他当然赶上了好时代，已从国外留学归来继续母亲当年的宏愿。两位天津女知青都如愿回到天津，在河北工业大学教书，而且有了幸福的家庭。胡成元在省重点高中正定中学担任了多年校长兼书记，不仅校园今非昔比，每年输送给大学的优质毕业生在全省名列前茅。
这些人苦中识甘甜，想法也“简单”，不仅大学毕业时经受住了地位变化的考验，已婚的男女没有一个“陈世美”而且至今家庭和睦没有裂变。“老头班”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刘长喜同学来自唐山，当年地震，他及时从窗户跳出来救出家中的大部分人，只有一个妹妹不幸遇难。我们临近毕业时，一次地震使得浇铸的楼板产生共鸣，听到“地震啦”的喊声，住在二层楼临窗上铺的他不假思索地从窗户跳了出去。幸亏有几根电线缓冲了一下，不过伤了踝骨。就在毕业的头一天，随着又一声慌乱的“地震啦”刘长喜又一次跳了出去，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腰被严重摔伤，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调养才回到唐山。
像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1班这样的群体以后不会再有，30年前这些苦涩又甘甜的往事让我又回到那特殊的年代，这是所有77级大学生記忆的珍品。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1977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