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 紧追几步，跟上时代

朱诗琦

“第一次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老百姓各阶层的审美接受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导演李路提早到了咖啡馆，专注地盯着手机里频繁更迭、真假不一的讯息。信息爆炸的时代常令人焦虑，他却仿佛比职业新闻人还要乐在其中。新近浏览完的一篇文章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名为《北京“天上人间”绝密内部照片以及内部员工培训照》。“标题党。”李路乐呵呵地评价，一点没有上当受骗的愤怒。

关于“人民的名义”这个主旋律的名字，李路也有他的一套特立独行的看法。团队里曾有不少人提议，改个更商业化的名字。他们意识到了这一本正经的五个字在市场化环境下的不合时宜，像是说教片，无端地将目标观众拒之门外。

“名字特别好。”李路说，并且真心实意地交代，他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名字占很大因素。

高亚麟

“它非常正，正得让你觉得要先立正、再观剧。”李路说，他看中字里行间的崇高、正义，认为点明了电视剧的中心思想。另一方面，正不一定意味着让人起鸡皮疙瘩，比如剧中观众格外爱看的大段会议戏份，他的拍摄理念是：“不要觉得它伟光正，这里面充满了玄机和情节感，好玩、好看。”

《人民的名义》（以下简称《人民》）的第一集播出后，收视率超过1%，随后的几十天里，收視率稳居第一，并一路狂飙突进。送审样片泄露的巨大危机没能阻止这部电视剧的异军突起，在第33、34集当晚，收视率破5，接着又破了6。55集播完之前，这个数字似乎还可以延续上升势头。观众从早期“尺度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颇认真地探讨起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十八大以后，反腐搞到这种程度，一部像样的文艺作品都没有，是很不应该的。”编剧周梅森说。他的作品《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曾是国产反腐剧的经典之作，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2004年之后，反腐剧和公安剧一并受到限制。《人民》一剧之前，他已经停笔了八年。

周梅森评价这部电视剧：“紧追几步，跟上了时代。”

情节剧

大风厂“一一六事件”是《人民》这部剧的原发点。

在暗沉的夜色里，大风厂的职工们身着灰蓝色工服，手举火把，面色严峻地列队于高高摞起的水泥袋之后。他们的上方架起了一道白底横幅，白布上写着一行秀气而醒目的红色行楷：“反贪污腐败，反暴力拆迁，人在厂在。”

镜头扫向另一方，一辆硕大的铲车缓缓向前方开进。庞然大物在暗夜里散发着冰冷的死亡气息，与工人们的血肉之躯相对峙。

“每个城市都有拆迁。”李路说。剧中的大风厂事件，也是因为国内发生了很多恶性群体性事件。作为全剧原发点，这场戏不能删，“要力保这个戏既表达了，又不能表达过头。”

“没有一件事能确定过审。但我们主动把剧本交给最高检、广电总局，请他们帮忙，从剧本上就请过目。”李路说。

强拆这场夜戏拍了三个晚上，动用了百来名群众演员。李路解释，导演如果光顾艺术感觉，找了上千人，场面太大，审查不一定过，“我们没有过大地表现人海和煽动场面。”

至于后来的点火、工人烧伤、警察参与强拆等戏码，李路说，这里面也有技巧性的处理。一方面，他们呈现了烧伤三十余人、多人重伤，另一方面，剧中借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之口为事件定性：经调查，着火是无意点火，爆炸属于意外事故，没有正面冲突，警察均为假警察，并且假警察最后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点火的工人代表王文革是这部电视剧的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政，他没演过戏，因“长相苦情”被导演看中。群众演员是当地钢铁加工厂货真价实的工人，表情游离，王文革的眼神却凶狠、到位。李学政找来强拆新闻，反复研究某个视频中湖南女性往身上倒汽油的状态，“她不担心、不害怕，确实是奋不顾身。”

“好看的是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这是李路接拍时和编剧周梅森确定的思路。人性复杂，没人天生是贪官，他希望去探讨，到底是什么样的欲望、契机和事件促使一个人走向深渊。他说：“这部剧展现了中国这次前无古人的反腐大潮下人性的光辉与丑恶，也算是给世界的一个回答。”

拍戏时，李路说，自己得时刻留神，在艺术表达和审查通过之间把握尺度。反腐过程不可能全程展现，灯红酒绿、行贿受贿等可能很有噱头的猎奇情节，“都简略了。”

他为这部剧设定的风格是强情节剧，像美剧一样。“没人指令你怎么写，周梅森和我都是个性比较强，不会听谁使唤，给谁写行业剧。”导演之外，他同时兼任总制片人、出品人。他把周梅森称作“斗士”，因为作品里充满了斗争性，而他自称为“战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李路曾说：“打这一仗，姑且不说结果如何，先打了再说。如果是个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理智战胜情感的制作人，是不会做这样的剧的，确实风险极大。”

组局

“没想到这么火爆，成了现象级的作品。”高亚麟说，他没太敢往这想。

《人民》的投资方是五家初涉影视投资的民营影视公司，高亚麟的公司占比40%，是投资最大的一家。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家有儿女》中爸爸夏东海的扮演者。与创始人气质相符，这家2015年成立的公司长于情景喜剧制作。投资反腐剧是一个意外，用高亚麟本人的话说，“一次豪赌。”

2015年底接触到这个项目时，他只打算做一个跟投者，投资20%，而最大投资方占比70%。合约签订没几天，李路找上高亚麟，问他：“要不要追投到40%？”得知有公司撤资后，高亚麟找来合伙人沈政商议。一旦成为最大投资方，也意味着承担最大的风险。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其他投资方也撤资，那么他们得拿下所有的股份，“这个40%的决定是冒着90%的风险。”

他判断，最高人民检察院是立项单位，周梅森是编剧，李路是导演，这个组合是靠谱的。“人家逃跑也不是没眼光。恰恰是第一部，大家敢于冒险的勇气大于常人;其二，没被蛇咬过，害怕程度没那么大;第三，我们不会做一部戏，我们会做很多戏，对利润的诉求没那么强烈，对公司品牌的建立，诉求更强烈。”

高亚麟公司的资金进组后，整部剧才正式启动。《人民》的筹资期长达8个月，电视播出后接受采访，导演李路告诉了众多媒体个中艰辛：五十来家投资方来来去去，谈好的合同隔天就变了;临到开机，钱还差2000万，他被逼得差点要抵押自己的房产。

“五十多家撤资，我蛮惊讶的。”合伙人沈政说，看了各家媒体报道，他才“头一次听到这个数据”。当时决定追加投资时，他和高亚麟判断一致：反腐题材稀缺，天然有关注度;编剧很棒;处于投资的窗口期。

采访中，高亚麟最常提及的一个词，是“没想到”。

“这次能够直面现实，解开冰山一角，真的是审查的大尺度突破，我们最初也没想到能突破到这么大。

“事先没想到年轻人会追捧这部戏。

“没想到好多角色会火。陈海的戏份才那么一点，后期成了植物人，还红了。出逃市长丁义珍的戏份才十几场，前段时间美联航出事，他也跟着火了。达康书记，靠实力演戏多年，一下成了网红。”

在决定投资的那一刻，高亚麟想明白了：做一部好戏，即便赔钱，也值。“它不单单是一个反腐作品，记录了十八大以来政府的最大动作。再过10年20年看，这个作品非常写实和有记录意义。”他转述了研讨会上一位专家的发言，认为深得他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戏即便复盘，组盘结果也不会改变。他把收视大火的结果归因于胆大命好，“要不然你想想，凭啥我们是大头？”

检察官

陆毅正在台湾拍摄一部美食题材的轻喜剧。电话采访中，聊到这部热播的正剧，他随口背出了一段正经极了的台词：“正是你们这帮人的腐败，扰乱了社会的秩序，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你当时身中三枪，你现在干了这些坏事，有何颜面去面对当时救你的那个村長。”

听来违和，他也忍不住大笑。“作为这个戏的男一号，这些词必须让侯亮平来说。”他说，自己脑子转了好几天，才认同这项任务。

检察官侯亮平是全剧的一号人物，剧情随着他调查贪腐的行动而推进。扮演一个毫无疑义的正面人物，命定的好人，他问导演：“我一看就是好人，再来演检察官，他们会不会审美疲劳。”导演告诉他，这个角色必须要好，无论剧中还是生活中，不可以出任何差错。

这部强情节剧搜罗了各类时政和社会新闻，悲剧事件高频发生，惟有侯亮平一家幸福美满。太幸福了会遭人非议，观众觉得陆毅的角色太“正面”，而争议最大的就是他的台词。他的妻子是中纪委某室副主任，夫妻间的不少对白夹杂着“祖国改革开放”、“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这类大词，表情严肃得像在开会。

侯亮平在剧里做菜、洗衣服、看电脑，以日常的琐碎冲淡功能性戏份的尴尬。网上流传一张夫妻俩靠在床头刷微博的截图，吐槽更甚，“哪有人那么严肃地刷微博？”观众的质疑让陆毅感到有必要解释一番，他将领导开会时才会讲的台词理解为职务需要，毕竟是中纪委副主任和反贪局局长之间的对话。

接戏时，陆毅有点犹豫：一部政治剧，又是反腐题材，能顺利播出吗？最终吸引他的理由是，剧本很棒，故事动人。他试过跳着看剧本，发现那样会看不懂人物关系，“太复杂了，故事一环扣一环。”他拍过政治题材的剧，比如《浮华背后》《苏东坡》。经验告诉他，这些戏都没怎么播好，有的甚至没怎么在电视上播出，因为“审片的时候有人提了一些意见”。

他觉得检察官侯亮平并不一定要老奸巨猾，“反贪局长在一帮省委领导里是有些格格不入的，而不是旗鼓相当，那真就像一帮干部坐下来开会了。”剧中侯亮平的年纪是四十多岁，戏份吃重，一开场就抓了一位项目处处长赵德汉，陆毅为角色的设定是“年轻气盛、有点小小的骄傲”，“要给侯亮平一些成长空间，抓赵德汉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处长。”

“如果大家想看一帮老奸巨猾的人在那里斗，那就该找一个60岁以上的演员来演。”陆毅说。

他对剧中和省委副书记扮演者张志坚的对手戏印象深刻。张志坚的方式是话里有话、点到为止，而陆毅给侯亮平设计的是：反正你比我大那么多，我不能威逼利诱，就更耍赖。他说，侯亮平不是官场的人，跟那么多比自己职位高得多的官员打交道，他得用这种年轻人的策略。

那是侯亮平打入官场的一种方式，不能太强势，也不能表现得太聪明。“如果把别人逼得太紧，他就会像陈海一样，给人干掉。”陆毅说。

主旋律

“我谈任何问题的核心，是必须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周梅森说，他引用剧中角色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讲话：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改革创造了奇迹，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极大便利，同时有人对国家改革的成就，视而不见。

周梅森出生于1956年，他常对媒体强调：他的成长与时代发展的轨迹同步，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年代后，他总是在充分肯定时代发展的前提下谈问题。两种表达之间界限分明，在他的作品里，“只揭露腐败，而绝对不会展示腐败”，“这方面，我对自己要求是非常严格，这是我的作品与晚晴的谴责小说和所谓官场小说的最大不同。”

《人民》有三条线索，一条以检察官查案为线索，揭露重重腐败，一条写官场中“政法帮”与“秘书帮”的博弈，最后一条则是大时代下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遭遇。前两条故事线颇受好评，最后一条却招致争议，观众觉得“跟反腐没什么关系”。

写一部精彩的反腐剧，编剧周梅森显然志不在此。最高检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找周梅森做反腐剧时，他的原著小说写写停停，已经构思了八年。在周梅森眼里，这部作品既不是单纯的反腐剧，也不是单纯的检察剧，它是一部当代社会的清明上河图，涉及到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痛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恰当的机会，我能够比较真实地面对真相，所以我才出山。”周梅森说。

在接受《文汇报》的采访中，周梅森说，一些作家、艺术家被鼓励在节日里放放文艺礼花，却不去呈现真实生活。“老百姓相信你这些主旋律吗？”他说，“（《人民》）了不起的地方在于，第一次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老百姓各阶层的审美接受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2015年4月，周梅森的剧本写到二十多集，拿给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原书记翟泰丰。那个版本里的剧本里官员写到县长、市长级别，84岁高龄的翟泰丰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回忆了当时场景，他给周梅森打了电话，“我说你好好学习学习十八大决定和总书记讲话，你写的不是十八大的反腐，这个力度远远不及十八大反腐的拳头。这么大的反腐拳头打出来，这个力度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就是要有这个本事，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挖自己的疮疤，这真是断腕。”

周梅森说，层级问题并不是创作上的必设条件。这次他布局了汉东省政治生态恶化的严峻情况，前任省委书记升上去了，才有可能和新的省委书记形成一种平衡势力，因而就写到了副国级。在他那里，写到副国级仅仅是一种巧合。“我的作品都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必然产生内容的变化。过去的腐败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时代在变化，周梅森对电视剧行业的印象停留在了“手撕鬼子”和“穿越剧”。这些天接受采访，他也配合地提供了不少批评小鲜肉演技的痛快言论。他很清楚，这部戏触动了很多痛点，大大小小的事件频繁地与现实问题对号入座。对蛰伏八年之作引发的热闹，以及人们对剧中人物的各项分析和解读，周梅森决定不再参与讨论，他说：“我不认为这部作品有任何毛病和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