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首长李克农
黎虹
李克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也是这条战线的杰出代表。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过15年，亲聆他的教诲，得到他的关怀和培养，所受教益终身难忘。李克农虽然已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许多往事不断在脑海里涌现，引发我对这位敬爱的老首长的无尽思念。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谈话
1947年中秋节前夕，我们延安中学刚从陕北辗转半年后东渡黄河，住在山西临县的郝家坡村。一天上午，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来到延安中学选调学员，我有幸被选中。当时我不满17岁，语文成绩较好。王问我：“你愿意做情报研究工作吗？”我当时对情报工作一无所知，只听说过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是我们党内的传奇人物，被誉为“龙潭三杰”，但他有什么传奇故事，做过什么贡献，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也许是一种神秘感吸引了我，于是就回答：“愿意。”第二天，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我和张珍、赵卫壁（赵苍壁的胞弟）两位同学随王珺步行到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社会部在临县三交镇附近的刘王沟村。整个中央社会部机关才100多人，分为三个室：一室主管情报，二室主管保卫，三室主管总务。我被分配在一室，张珍、赵卫壁被分配在二室。
到达后的第二天下午，王通知我们三人，说李克农部长晚上要见我们。我听后既兴奋又紧张。晚饭以后，王带着我们去见李克农。李克农住在刘王沟东侧山坡上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内。里面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三个窑洞，李克农、罗青长在这里办公。当时罗青长已被李克农派到陕北毛主席身边工作，因此院内只有李克农，住在最东头的窑洞里。刚进窑洞，李克农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我环顾四周，窑洞里只有一个土炕、一张办公桌、几个凳子、一个文件柜和墙上的一张地图。李克农身穿灰军装，中等个子，身材略胖，在国字脸上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显得既和蔼又威严。
坐定后，李克农首先分别问了我们三人的情况。当问到我时，他很风趣地说：“你是老布尔什维克了，听说你还是个诗人。”说得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当时入党还不到两年，只是比其他同学入党早一点儿。所谓“诗人”，王去延安中学调我时看了我的作文，其中有一首诗是描写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的，只是顺口溜而已。我至今还记得前四句：“反攻号角鸣，刘邓中原进。陈谢渡黄河，捷报传不停。”
然后，李克农把话题转入情报保卫工作。他说：“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对于公开战争，大家很熟悉，但对隐蔽战争，大家了解很少，你们青年人就了解更少了。今天，我只是简要地讲讲中央社会部的任务和一些基本要求。”
在谈到中央社会部的任务时，李克农说：“中央社会部是1939年成立的，当时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向陕北等抗日根据地派遣了大量的特务奸细，进行暗杀和情报活动，并组织土匪武装，企图颠覆我人民政府。因此，中央社会部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锄奸肃特，巩固根据地政权。但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需要考虑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急需搜集国际国内的战略情报，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所以，从那时起，中央社会部的主要任务，从以保卫工作为主转到以获取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这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一次重大
转变。”
在谈到对情报保卫工作人员的要求时，李克农强调指出：情报保卫工作人员一是要对党忠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甘当无名英雄；二是要严守纪律，尤其是保密纪律，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三是要熟悉主管情况，苦练基本功，做到有问必答，如数家珍；四是要养成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在一些重要事情上不能出任何差错。这四条是基本要求，必须做到。
然后李克农专门对我说了一段话。他说：“情报工作有内勤和外勤之分。你是做内勤工作的。内勤的任务是把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其中的重要情报提取出来，上报中央和有关部门作为决策的参考。”他特别提出，编写情报一定要语言朴实、准确。他举例说：“我办公桌上点着一根蜡烛，蜡烛是白色的，你只能如实地说，不能用诗的语言来形容它，如果你说：在昏暗的窑洞里，李克农办公桌上的烛光在闪闪发光。这样的语言用在情报里是不行的。”
我越听越入神，于是就壮着胆子向李克农提出：“您能不能给我们谈谈‘龙潭三杰的故事？”他说：“今晚我还有事情，以后再说吧！”于是我们就告辞了。李克农的谈话虽然只有半小时，但他那严格诙谐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委托罗青长讲“龙潭三杰”情报课
在我们三位同学来中央社会部不久，部里人事部门又从延安大学、米脂中学、贺龙中学调来七八位学生，年龄都在15岁到18岁之间。这是中央社会部首次调来这么多的青少年干部。在我们来之前，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抗战初期的所谓“三八式”干部，我们可谓是“新鲜血液”。凡是新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都要接受情报史的教育。李克农没有忘记我的请求，委托刚从陕北回到机关的罗青长（经常往来于陕北和山西之间）给我们讲“龙潭三杰”的情报课。罗青长从中央社会部成立不久就调到部里工作，当时是一室的主任，熟悉情况，口才又好，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我边听边记，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情报工作的启蒙教育，至今难忘。罗青长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机关进驻上海。当时的上海情况复杂，敌特云集。那里有国民党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机关、欧美特务机关以及青帮、红帮等帮派势力。他们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党中央。
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党中央于1927年11月成立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负责，直接受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成员有陈云、陈赓、李克农、李强、潘汉年、刘鼎等人。1928年至1929年，周恩来趁国民党建立最高特务机构的机会，先后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核心机构中统局，李克农担任中统局电讯部门负责人，钱壮飞担任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胡底以影视工作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他们三人成立一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中央特科为什么由顾顺章负责呢？因为他是工人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武装暴动时担任纠察队队长，表现英勇。1930年因积极推行“立三路线”，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人鬼点子很多，还会变魔术，经常通过非正常手段为党中央筹集经费，且生活腐化，曾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1931年4月，中央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边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滞留武汉。在武汉期间，他以艺名“华光奇”的招牌在公众场合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尤崇新认出，遭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主动向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提出，他要去南京面见蒋介石、陈立夫，提供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机密。
4月25日，正是星期六，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照例去上海玩女人，办公室只留钱壮飞值班。从傍晚到深夜，钱壮飞连续收到六封“亲译”的特急电报。所谓“亲译”电报，是指徐恩曾要亲自译电的绝密电报。通常“亲译”密码本均由徐恩曾随身携带，碰巧那天徐去上海之前，钱壮飞劝他把密码本留下，免得丢失。徐出于对钱的信任，就把密码本留给了他。
钱壮飞觉得，这连续发来的六封“亲译”特急电报非同寻常，一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于是他连忙把办公室的大门反锁，开始用密码本译电。他译出后大惊失色，竟然是顾顺章叛变。电报称，如果能将顾顺章立刻押解南京，三日之内，定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电报还说，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潜伏人员，消息切勿泄露。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人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关系重大，万分火急，于是他立刻将电报内容写成一份情报，要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赶往上海面交李克农。他本人把电报封好，原样放在写字台上，随后也离开南京潜伏起来。4月26日晨，李克农收到情报后，即以最快速度上报中央。陈赓是他与中央特科的联系人，因为当天不是接头日，他经多方查找，终于找到陈赓，并同去向周恩来汇报。周得悉后当机立断，立刻分头通知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陈云、邓中夏、李维汉等人迅速转移。
4月26日，顾顺章由武汉乘军舰被押送至南京，面见了蒋介石、陈立夫，供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住址。蒋介石立即下令上海军警宪特全面出动，原指望将我党领导人一网打尽，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徐恩曾为此事受了处分，顾顺章也因后来不被信任遭国民党枪杀。
因此，以李克农为首的情报小组，在关键时刻，为保卫党中央立了大功。周恩来把他们誉为“龙潭三杰”。毛主席也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同志，都不存在了。”李克农后来成为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钱壮飞于1935年4月在长征途中牺牲于贵州金沙县后山乡，时年39岁。胡底1931年8月回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等职；1935年9月因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
听了这堂“龙潭三杰”的情报课，使我对李克农更加敬重，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听李克农讲“王石坚案”经过及教训
刚进入中央社会部不久，我听到老同志们在议论，中央社会部在敌区的王石坚情报系统遭到破坏。但王石坚是何人？为什么遭到破坏？破坏程度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打听。因为李克农刚说过，情报部门有一条纪律，不该说的不能说，不该问的不能问。正巧1947年11月下旬，我姑父胡乔木从陕北毛主席身边来到山西临县办事，顺便和姑妈谷羽（当时在临县三交镇搞土改）来中央社会部看望李克农和我。于是李克农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们谈了一上午，我和姑妈就在旁边听着。开始胡乔木谈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情况，也谈到熊向晖提供情报所起的作用。随后李克农把话题转到王石坚案件上，因为李克农刚为王石坚案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他想从胡乔木那里了解毛主席、周恩来等人有什么指示，于是他讲了王石坚案的经过和经验教训。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潜伏敌区情报组织被破坏的情况，感到既新奇又震惊。通过李克农的谈话，我大致知道王石坚案是怎么回事，许多年后，我又看到不少资料，熊向晖在我任胡乔木秘书期间，也曾同我彻夜长谈，使我对这一案件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山东文登人，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6月，王石坚被派到西安接替罗青长的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联络潜伏人员熊向晖（时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陈忠经（时任三青团西北地区负责人）、申健（时任西安地区三青团负责人），指导他们工作。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期间，他们（主要是熊向晖）曾提供不少重要情报，对粉碎胡宗南军队围歼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图谋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继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前三杰”之后的“后三杰”。
王石坚去西安后，除经营原有情报关系外，又大大拓展了情报网络，在北平、兰州、沈阳、承德、保定等地建立了情报组织。
1947年9月23日，王石坚在北平交道口京兆街23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台长李政宣及报务员、译电员四人当场被捕，并在住地搜出大量电报底稿。李政宣是王石坚与北平情报组织的联系人，被捕后很快供出他所知道的潜伏人员和上级领导人。敌人顺藤摸瓜，使王石坚在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情报组织和五部地下电台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被捕的情报干部达44人，受牵连被捕的123人。其中五名重要情报人员（谢士炎、朱建国、丁行之、石淳、赵良璋）英勇牺牲。王石坚本人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获。所幸的是，熊向晖等三人未遭逮捕，此时他们已被胡宗南送往美国深造。后经李克农多方设法，使他们安全回到中央社会部。
面对王石坚情报系统遭到如此大的破坏，时在山西临县山沟里的李克农心急如焚，寝食不安，他一面写书面检讨呈送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情况，总结教训，请求处分；一面采取应变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李克农在谈完王石坚案的经过后对胡乔木说，他在检讨报告中总结了几条教训：一是不应让王石坚同时负责多个地区的情报组织，让他的情报系统搞得如此庞大；二是情报工作、统战工作和地下党工作不应相互交叉，北平最大的教训就是在军事调处执行部时期发展的各种关系全部交给了王石坚领导；三是对王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多，情报信息量过大，致使电台发报时间过长，增加了暴露的机会；四是对王石坚情报系统研究指导不够。李克农对此深感内疚，请求中央给他处分。
胡乔木告诉李克农：毛主席和周恩来都已看了他给中央的检讨报告。周恩来说，公开战争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隐蔽战争，处分就不必了，只要接受教训就好。毛主席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希望李克农尽快稳定情绪，振作精神，为解放战争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听了他们的谈话，我一方面觉得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但犯了错误，能够正视错误，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他人，这表现出了李克农的高贵品德；另一方面使我懂得隐蔽战线特别是在敌区开展情报工作必须遵循隐蔽精干的原则，违反这个原则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为对口接管北平做充分准备
由于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情报保卫工作也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努力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为完成对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的接管工作，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李克农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一是思想准备。1949年1月上旬，李克农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回来以后，立即召开中央社会部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他集中讲了“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两个务必”是向全党敲起了警钟，更是为我们情报保卫人员敲起了警钟。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们情报保卫人员要同社会上各种人物打交道，甚至要打入敌人内部，混入三教九流之中，他们腐朽的思想作风必然会影响我们，甚至可能腐蚀我们，我们时刻面临金钱女色的考验，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泥潭之中。因此，“两个务必”对情报保卫人员尤为重要。李克农还说：中央机关很快就要进驻北平，毛主席称之为“进京赶考”。我们情报保卫工作者将是第一批“进京赶考”的人员。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即将进入北平。我们能不能通过这场考试，就要看大家对“两个务必”学习领会得怎么样，能不能把它运用到实际行动中。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考试及格，真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李克农传达讲话后，我们用了一周时间进行学习讨论，大家都联系实际谈了自己的感受。大家认为，这是党中央根据历史教训对全党发出的告诫，也是进城前给全体党员打的预防针，它对全党尤其对情报保卫人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是组织上的准备。从1948年9月开始，经中央批准，李克农指派罗青长、刘涌等人从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晋绥分局选调100多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斗争经验的地、县级优秀干部，在河北省建屏县西黄泥村（与中央社会部只有一河之隔）举办了一个特殊训练班——“进京训练班”，为建立“北平市公安局”做准备。9月17日，在李克农主持下，训练班正式开学，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重要讲话。训练班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谭政文任主任，刘涌、龙潜任副主任。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公安、情报、侦察、审讯等知识技能。李克农亲自讲课。他提出：这个训练班的训练内容，除了讲业务课以外，还要讲形势、讲政策、讲情况，交流经验，整顿思想。教学方法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互教互学，生动活泼。他还特别指出：毛主席和党中央将进驻北平，而北平又是国民党在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的遗老遗少、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潜伏的汉奸特务、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恶霸、惯匪以及地痞流氓等。再加上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如何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是摆在情报保卫部门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提高警惕，决不能掉以轻心。李克农还针对大多数学员没有进过大城市的情况，热情地教大家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抽水马桶等生活常识，使大家深受教育。训练班原计划学习一年，由于北平和平解放即将谈判成功，训练班只办了三个月就提前结业。12月28日，李克农派谭政文率领108人（号称“一百零八将”）由西黄泥村出发，到河北涿县集中，成立“北平市公安局”，由谭政文任局长，冯基平、刘涌、龙潜任副局长。下辖36个分局，局长、副局长均由训练班的学员担任。一切就绪，随时准备进驻北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这批人员在谭政文带领下进驻北平，接管了国民党的警察局。正是有了这批事先准备好的干部，因此进入北平后工作非常主动，他们后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的骨干力量。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克农的战略眼光。
三是资料准备。由于大家对北平情况不熟悉，为便于接管工作，李克农指示主管情报的一室尽快编印一本《北平概况》的小册子，包括北平的区域划分、人口分布、街道名称、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驻地和重要设施等，都要详细加以搜集和编辑，并在北平地图上标注出来。编写工作从1948年9月开始，由于大家对北平情况不熟悉，连北平有几条主要街道、名胜古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编起来非常困难。恰好从北平来了几位地下党的青年学生，他们对北平情况非常熟悉。在他们的帮助下，很快编出《北平概况》，及时完成了任务，受到李克农的表扬。这本小册子是“进京训练班”的重要教材，对他们熟悉北平情况有很大帮助。现在，这本小册子已作为历史文物存放在西柏坡纪念馆。
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严格要求
从1947年调入中央社会部到1962年李克农逝世，我基本上都在李克农身边工作。我不是他的秘书，而是从事情报研究和通报工作的。由于上报中央的重要情报要经过李克农批发，所以我们科（后变为处、局）大部分时间和李克农住在同一地点。我们先后随李克农住在弓弦胡同15号、朝阳门内大街344号以及米粮库4号。在与李克农接触中，我切身感受到他对我们青年人既严格要求，又注意培养教育。现略举三例：
其一，我到中央社会部不到一年，曾在工作中发生一次差错，受到李克农的严厉批评。情况是这样的：我刚去中央社会部时，无法胜任编写情报的工作，只能帮助抄抄写写。那时办公条件很差，发出的情报只能靠抄写和刻蜡板油印。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做这些工作。有一次，由于我粗心大意没有将油印好的情报刊物逐页检查就装订发出了，碰巧发给王明（当时主管政法工作）那份刊物少了一页，引起王明的极大不满。他特地给李克农写了封信，并把刊物退回来。于是李克农把我叫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他说：“我早就说过情报工作无小事，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仔细。你发出之前为什么不仔细检查？你知道王明历史上的情况吗？你不是故意的，可是他会怎么想呢？这不是一般事务性的差错，要有政治头脑啊！”李克农要我写一份检查送王明，并重新发一份刊物给他。为了加深我的印象，说明差错带来的危害，李克农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教育我。他说：“解放战争初期，我们曾发电报给国民党地区的潜伏人员，告诉他原来的联络点已经暴露，要他迅速转移到新的联络点。可是译电人员却把新的联络点的门牌号码译错了，耽误了及时转移的机会，导致我情报人员被捕牺牲。这就是血的教训啊！”李克农讲的这个事例和对我的批评，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认真细致”这四个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其二，1949年中央社会部进入北平不久，鉴于北平社会复杂、治安不好的情况，李克农同罗青长商量，对青年干部要严格管理，并规定了一些制度。如规定外出两人同行制度。凡科以下干部外出（指出机关大门）时，必须两人同行，就连同外单位的人谈恋爱，后面也要跟一个人；个别同志春节回家探亲，也要派人陪他同去，以防不测。再如，规定个人信件检查制度，凡是个人来信，收发室收到后先交领导审查，然后才能交给本人。凡是发出的信件，也必须交组织审查后才能发出，以防泄密。这些规定，用现在的眼光看很不近人情，甚至侵犯了人权，可是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有一次李克农问我：“你们年轻人对这些制度有什么想法？大家能接受吗？”我说：“这是出于保密工作和个人安全的需要，都能接受。”他微笑地点了点头。我讲的都是实话，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觉悟。后来，由于北京治安情况好转，便取消了这些规定。
其三，进入北京以后，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抄抄写写的工作大大减少，1950年初，罗青长把我送到总参作战部训练班学习了半年，回来后让我协助一位老同志研究和编写国民党军事方面的情报，半年后又让我独立主管此项工作。那时我们处与李克农同住朝阳门大街的一座院子里，有一次他把我叫去“聊天”，询问我的工作情况。然后问我：国民党在金门有多少驻军？我答上来了。又问我：都是什么番号？我也答上来了。再问我：军长是谁？我也答上来了。正在得意之时，他接着问：师长都有谁？这下把我问懵了，想了一会儿，没有答上来。然后他和蔼地说：“你四个问题答上了三个，作为学生考试来说，你及格了。但作为情报人员来说，你不及格。我们要求情报人员对自己主管的情况做到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如数家珍，不能有任何差错。因为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你翻箱倒柜查阅材料的，必须把情况记在脑子里。这是情报人员的基本功。”接着，他讲了亲身体会：“我在上海特科工作时，很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上海，并且设有很多联络点，这些领导人和联络点的地址、电话不允许记在本子上，都要记在脑子里。顾顺章叛变后，我和陈赓之所以能迅速通知中央领导人转移，就是靠平时对他们的地址、电话熟记在心。如果平时不记或记得不准确，关键时刻就会误事，其后果不堪设想。你现在还年轻，人又聪明，记忆力好，一定要下苦功夫，把基本功搞扎实。”听了李克农这次谈话后，我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夫，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在部里被誉为“活字典”。1955年，李克农有一次问我：“你的外语怎么样？”我说利用业余时间学了点儿英语，但是不能用。他说：“现在情报工作的重点已转向国外，不会外语不行。”于是他和罗青长商量，把我送到外交学院分院（国际关系学院前身）学习了四年英语。1959年毕业后，派我作为工作人员三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在实际工作中经受
锻炼。除我之外，李克农还先后将身边工作的多名青年送出去学习。
我在情报部门工作30年。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李克农，一个是罗青长。我之所以能为党做些事情，后来走上领导岗位，都是和他们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分不开的，是他们为我打下了基础。我非常感激他们，怀念他们。谨以此文作为我对敬爱的老首长的永久纪念。（编辑 王 雪）
（作者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