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喋血 英烈忠魂

康存耀

我的伯父贾力更，原名康富成，又名巴音巴图，蒙古族，1907年5月生于土默特左旗把什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5月，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伯父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绥远农民运动。1929年，伯父受党组织派遣，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土默特工委书记、绥察行政公署蒙政部长等职，在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过程中建立了卓越功勋。1941年4月，他奉组织派遣前往延安，途中遭日军侵袭而壮烈牺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回到家乡土默特左旗把什村，在位于大青山脚下的青山烈士陵园祭奠了长眠于此的伯父贾力更烈士和他的战友们。巍巍大青山，像一座巨大的丰碑，记录了父辈的丰功伟绩，见证了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对敌斗争？培育队伍

1938年春，日寇在占领绥包之间的主要城市后，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土默特广大地区。伯父经常化装侦察敌情，并开展机动灵活的抗日斗争。1938年秋，伯父得知敌人在大同卧虎湾修建了一座大型军火库，企图以此为基地，计划着向南进攻晋西北根据地，向西进攻伊克昭盟和后套地区，进而形成对陕北苏区的钳形攻势。侦察清楚这一敌情后，组织遂决定将其炸毁。10月，伯父作为组长带领一个爆破小组化装前往执行任务。来到大同后，他扮作乞丐，混入劳工当中。他把制作燃烧弹的汽油和硫酸藏在皮袄袖筒里，若无其事地披着烂皮袄进入基地。太阳落山时，他乘机背着一箱弹药进入军火库，看到库中无人便迅速钻进成堆的弹药箱子里，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好燃烧弹并塞到弹药箱之间，然后不慌不忙地撤出军火库。半夜时，一声巨响和紧接着的爆炸声让卧虎湾顷刻之间变成了火海。伯父和战友们用自制燃烧弹一举炸毁了日军苦心修建经营的大同军火库。

1938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大决策。按照指示，伯父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取得联系，负责发动蒙汉群众支援八路军一二〇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他在蒙古族群众中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同时，他还奉党的指示，深入敌占区，揭露日本侵略者以“复兴蒙古族”之名，行“吞并内蒙古、分裂中国”之实的罪恶阴谋，争取伪蒙疆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抗日。此外，他还积极搜集情报、筹集物资，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情报处长”“我们的后勤部长”，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成立，伯父任工委书记。他遵照党中央关于坚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着手组建了蒙古抗日游击队。成立初期，整个游击队只有5支“老套筒”“独角龙”之类的破枪，子弹也很是缺乏。当时在大黑河桥附近有个伪保甲团，是死心塌地为鬼子效劳的汉奸武装，叫嚣着要把蒙古抗日游击队“连锅端掉”。游击队员得知他们的嚣张气焰后，誓言一定要除掉这些无视民族危亡的祸害们。一天夜晚，贾力更亲自带领游击队员从红沙口长途奔袭，直抵保甲团的土围子，在悄无声息中突破岗哨，然后把枪口对准酣睡中的敌人。就这样，还在睡梦中保甲团队员成为我游击队的俘虏。这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近40支，使得游击队的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显著增强。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伯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干部培养中，特别是对蒙古族干部的培养。那时，很多同志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所以干部队伍梯队建设就成了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他和奎璧等同志在土默特旗各个村庄大力动员选拔青年人，特别是让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的事业中，多批多次护送蒙汉青年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首批22名青年（云照光、布赫、巴增秀、云曙碧、云琳、李文精、云治安、云祥生、赵俊峰、成义、云成烈、云升格、奇俊山、李贵茂、云世英、张玉庆、李永年、朱玉珊、云晨光、金玉、云林秀、荣致忠）于1939年10月下旬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学习。截止1941年春，二人先后将100余名蒙汉各族男女青年送往延安，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了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保证物资？冲破封锁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创时期，周围盘踞着大大小小的日伪军、汉奸部队、国民党自卫军、土匪武装、地主武装。他们相互勾结利用，严重阻碍了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壮大。面对如此局势，坚决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而又慎重地开展敌伪工作迫在眉睫。当时驻扎在察素齐一带的防共二师是一支大部分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武装，师长韩伍（蒙古族）曾跟随云继先参加过百灵庙起义。根据省委指示，伯父认真分析了韩伍所处的矛盾境地，通过可靠关系写信向韩伍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后来通过几次面谈，点燃了深藏在韩伍内心深处为国家、为民族而革命的火焰。1939至1940年，韩伍经常为根据地提供日伪活动的情报，同时还不断将服装、棉布、枪支、弹药、通讯器材和药品等物资运往大青山。

1938年冬，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绥察占地动委会成立了。伯父贾力更和奎璧等同志在土默特旗广大农村建立了动委会的区乡分所，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空前高涨，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1939年秋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内蒙古地区大搞猖狂的反共活动，在其“自卫军”与大青山抗日武装之间加紧制造“摩擦”。根据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绥远省委坚持斗争，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逐步将动委会过渡为抗日政权，建立了地、县、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为了扩大群众基础，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力量延伸到广大农村，伯父和蒙古工委的同志们将把什村等伪政权改造成两面政权：设置几套班子，既对付日伪，又对付自卫军，分工明确，配合密切，不仅安全地掩护了我党的军政人员，还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使该村一直未受大的损失。有时游击队员和敌人同在村里，对敌人了如指掌，可敌人却摸不到任何游击队的消息，所有尾随我干部进村的汉奸、特务无一能逃脱。在改造伪乡政权的同时，伯父还致力于做伪保甲团的工作，因而大大便利我方的活动。

1940年前后，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扫荡”，并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他们还实行封锁政策、囚笼政策、保甲连保作法，妄图围困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伯父领导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反封锁斗争。蒙古族群众不顾生命危险，穿过封锁线，深入敌占区，将粮食、武器、药品等许多急需物资运送到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他多次从厚和（呼和浩特市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名称）、包头等地为根据地搞回了真空管、蓄电池、油印机、纸张、药品等物资，保证了大青山司令部的电台与上级能够正常联系，伤病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他还多次到察素齐、毕克齐动员商号供应物资，支援抗日。由于出色地解决了大青山军需物资的问题，山里的指战员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我们的军需部长”。1940年春节，绥远各界代表在大青山西梁召开抗日团结会议，成立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远办事处，他被选为办事处委员兼蒙政处长。后来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伯父继续任行署委员，兼任蒙政部长，负责绥西地区的民族工作和蒙古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大义献身？英名永垂

为了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曾决定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筹备。1939年底，在绥远省党委会上一致通过了大青山根据地“七大”代表人选，其中有白如冰、贾力更、张达志、于占彪等同志。会后，代表们开始了赴延安的准备工作。在连年的斗争中，伯父一直保持着艰苦的作风，从未搞过一点儿特殊。这次，他特意赶制了一件青羊皮大氅和一顶狐狸皮帽子，并说：“毛主席在延安日夜操劳，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费劲了心血，我要把这两件衣物带到延安，送给毛主席，好让他在夜间和外出的时候抵御风寒。”

1941年3月，党组织决定将伯父调回到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19日，伯父与前往执行任务的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同行，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安学习。4月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骑兵三团的驻地黄土梁。正值吃饭时，大家忽听哨兵鸣枪报警，大批日寇和伪军已从三面包抄过来。在姚喆所率部队的掩护下，伯父把青年们护送到安全地带。就在他飞骑穿越黄土梁的刹那间，日军的一颗子弹正正击中了他……伯父牺牲后，整个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悲痛之中，大青山、晋西北根据地和延安分别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为革命大义献身的英烈。

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姚喆这样评价伯父：“历史上有个铁木真，我们也有个‘铁木真，我们的‘铁木真就是贾力更！”曾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杨植霖同志在其《英雄篇章》一书中写道：“应该大书特书我们的伟大战士、蒙古族的儿子贾力更同志！他是最优秀的民族干部，对抗日战争有极大的贡献，应该垂诸史册！”2014年8月29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贾力更位列其中。

我的伯父贾力更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是忠于党、忠于人民、机智勇敢、英勇不屈的少数民族干部，是蒙汉人民团结进步的典型模范。伯父虽然牺牲了，但作为蒙古族的儿子，作为人民的英雄，他永远活在蒙汉人民的心中。

作为革命先烈的后辈，父辈的英雄事迹一直激励着我们，我们始终以他为榜样，继承先辈的遗志，忠诚党的事业，廉洁奉公，为党努力工作，为把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奋斗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