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丰子恺“文革”中屡遭批斗
一生中从来没有为悲伤委屈落过眼泪的父亲，在“文革”初期“逼、供、信”的高压下，禁不住悲泪扑簌，语音哽咽……
我跟着他们下楼，站在我家大门口接受批斗。他们走下台阶，站在院子里高呼口号，先喊了一些打倒丰子恺以及列举他的罪名的口号，最后就喊：“打倒丰一吟！”
爸爸成了画院的“反动学术权威”
1966年3月，爸爸妈妈还带着华瞻哥的大女儿南颖到绍兴、嘉兴、湖州等地游览，爸爸心情很不错，写了一首诗回忆三十年前游嘉兴的情景，感叹如今已是“处处红旗映画楼”。想不到两个月之后，“文革”爆发，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批判丰子恺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6日，画院来了两个人，丰院长长丰院长短的，言语间态度还算客气。他们让爸爸去画院看关于他的大字报，爸爸一向是没有重要事情就不去画院的，更何况去做这种无趣的事。看见我爸爸面有难色，画院的人转过来让我代爸爸去看大字报。
第二天，我抱着一岁多的女儿赶到汾阳路的画院。一进门，我就看到一张很长的大字报，这张以“一群工人”出面的大字报，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竟指责《阿咪》中有影射，“猫伯伯”是影射领袖！其实爸爸为文和平时讲话都有使用家乡俚语的习惯，在石门湾乡下，称“小偷贼骨头”为“贼伯伯”，称鬼为“鬼伯伯”，称猫为“猫伯伯”，不料“猫伯伯”一词被联想到了“毛伯伯”。
爸爸写《阿咪》这篇文章，是在上海作家协会编辑部工作的作家罗洪女士上门来约稿写成的。爸爸和她及其先生朱雯是抗战时期在桂林相识的。她上门叙旧后，爸爸很爽快地就答应写稿。两周后《阿咪》一文就交稿了，写的就是家里养的一只叫“阿咪”的猫伯伯，此文发表于《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我在画院看到这种子虚乌有的捏造的罪名，又气又急，赶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我委屈得哭了出来。
爸爸听了我的哭诉后，沉吟半晌，猛吸着香烟。过了好一会儿，爸爸才慢吞吞地说：“一吟，你也知道，我们石门话有‘贼伯伯、‘鬼伯伯、‘皇帝伯伯这样的称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三种人畜都可以用‘伯伯来称呼，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贬义，毛病就出在这上面。”因为那天女儿从画院出来就呕吐了，爸妈催着我送孩子看病，这个话题就没有继续下去。想不到这张含沙射影的大字报仅仅是我家灾难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历次运动“洗礼”的父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竟是“在劫难逃”。不久，爸爸就被“请”到画院去“交代罪行”，再后来干脆“勒令”他天天到画院接受批判。一向受人尊敬，几十年没有坐过班，到古稀之年却遭此厄运，叫人怎么吃得消！
岂止爸爸一人，画院的画师们，不，全上海，全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都遭到了厄运。先是大字报，然后是“逼、供、信”，抄家，关“牛棚”，挂牌，游街，克扣工资，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爸爸有时后悔自己不该进了画院。其实，进不进都一样。如果赋闲在家，里弄里批斗起来更加厉害。画院还算是“文明”的。
但父亲的受批斗，由于他半世纪以来辛勤播下的种子太多，给自己招来的祸殃也就更多了。幸亏他不是中共党员，所以虽身居院长之职，却称不上“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让画院秘书长程亚君戴了去。父亲的履历中也找不到够得上“叛徒”、“特务”资格的罪名。由于乡间有数十亩薄田，一度被冠以“地主”的称号。开明书店的定息，给他赢来了“资本家”的“美名”。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是按“上头”调子定的罪名。除此以外，“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这些帽子，则更是可以随便奉送。到最后终于被列为上海“市级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中的一员来进行批斗。其“罪行”主要是“黑画”。巴金先生事后在他的《随想录》一书《怀念丰先生》一文中说：“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
一生中从来没有为悲伤委屈落过眼泪的父亲，在“文革”初期“逼、供、信”的高压下，禁不住悲泪扑簌，语音哽咽。记得有一天，爸爸从画院回到家里，神情黯然，一杯酒下肚后，他将白天遇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他对家里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硬一硬心肠，吞下了一杯苦酒。
起初，爸爸还认真地对待批判，怕开群众大会。有一天，抗战时和我们一起逃难的丙伯的第二个儿子周诒青从外地来，到我们家做客。他参加过“四清”运动，颇有经验。吃饭时，爸爸问他：“你看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诒青赶紧安慰我爸爸说：“批斗到了最高峰，用群众大会来吓你，就说明他们束手无策了，姆爸（即大伯）你不要惊慌。至于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也说不准，照‘四清的前例来看，该不会很长吧……”
我替爸爸在日月楼门口接受批斗
有一天，街头的锣鼓声依然喧闹不已，我家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这段时间亲友们怕连累爸爸，有很久没敢来电话了。我拿起电话，先听到一片嘈杂声，我问：“喂，是谁呀？”电话那头回答：“我们是（某某）中学的学生，我们要找丰子恺。”又是一片嘈杂声。我一听，心怦怦直跳，我想先替爸爸挡一下：“你们找他有什么事？”“要他交代《阿咪》的问题。”我更紧张了。会不会红卫兵要上门来冲击了？前一阵子已经听邻居们议论过红卫兵冲进谁谁的家了。可我又不敢把电话挂掉，惹怒了这帮“红卫兵”，那就惹大麻烦了。结果对方嘈杂了一阵子，散去，电话断了。我们松了一口气。结果我们又开始担心他们离开电话机后会不会正向我们家出发，上门来批斗。爸爸果断地决定第二天就去申请拆掉电话机。
可当天晚上，我们家就出事了。爸爸那时已经上床休息了，陕西南路上的锣鼓依旧响个不停。忽然，锣鼓声更响了，我感觉好像人群已经到弄堂里来了，我和妈妈还来不及到窗口看个究竟，我家大门已经被敲响。我们1954年搬进日月楼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如此让人心惊胆战的敲门声。我家的保姆英娥阿姨很着急，不知如何是好。妈妈更是束手无策。爸爸交代我上三楼小间去躲躲，你就说我去画院交代问题了。当时我们一直以为敲门的人就是先前打电话来的那帮中学生，只要说被批斗的对象不在，他们不会纠缠，会转移到其他目标家里。
我定了定神，下楼打开门，还不及细看来人的模样，只听见他们边走边喊：“丰子恺在哪里？我们要找丰子恺。”我按照爸爸关照的话，不打疙瘩地说：“他去画院交代问题了。”“我们就是画院来的！”一听他们这话，我一下子手足无措了。来人等不及我回答，就直奔二楼。他们走到爸爸的床前，看到没人，就摸了一下被窝，就质问我：“被窝还是热的！你们把他藏到哪里去了？”他们一边问，一边往三楼冲。三楼是前房客董太太在二楼基础上搭建起来的，本来是一大间，我们住进来后把它一隔为二。东边是大的一间，西边有楼梯上来，需留出楼梯通往东间的走廊，所以隔成小间，此刻爸爸就躲在小间里。来人上三楼后拼命敲小间的门，我极度紧张，仿佛看到爸爸被他们拖出来拉到楼下去批斗受辱。爸爸不开门，突然来人中有几个胆大的直接冲到大房间，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赶紧跟进，发现有两个正往窗口爬。大房的窗外是二楼的屋面，与小房间的窗相连。看来他们是要爬进小房间。这实在很危险，万一摔下来，我们一家都罪该万死了！我赶紧阻止他们：“唉呀，不行，快下来，我替你们叫开门就是。”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就乖乖下来了。我只好对小房间的爸爸喊：“爸爸！我是一吟。你开门吧，不然他们要爬窗了。”门一开，那几个年轻人往里涌，我只能站在楼梯口，看不见里面做什么，好像是他们在责问爸爸为什么不好好交代。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出来了，但没有如我担心的那般拖着爸爸出来。他们说：“走！丰一吟！你把丰子恺藏起来，你有罪，你跟我们下去接受批斗！”“好！好！”我庆幸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最好的结果。我虽然身为“牛鬼蛇神”的子女，但我本人没进过“牛棚”，他们不会为难我的。爸爸没有事就好，这说明画院的这些造反派还是有人情味的，想出这个办法，既保全了他们的面子，又照顾了老院长，爸爸毕竟和他们无怨无仇啊。
我跟着他们下楼，站在我家大门口接受批斗。他们走下台阶，站在院子里高呼口号，先喊了一些打倒丰子恺以及列举他的罪名的口号，最后就喊：“打倒丰一吟！”我是每一句口号都跟着他们喊——这是批斗场面例行的规矩，我早就学着了。此时我也跟着喊打倒自己。“不许丰一吟庇护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诸如此类的口号喊了很多，弄堂里的居民、弄外的路人，都循声聚集到我们的院子里来看热闹。我因为有在台上演京剧的经验，面对这么多看客并不紧张，心里想到能像花木兰般“替父挨斗”，心里还是乐滋滋的。斗完之后，他们在门口的东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开头的内容就是给爸爸戴上各种“帽子”，接着就是骂我不该包庇丰子恺，接下来写着一句：不许丰子恺的女婿幕后策划！看来被我猜中了，那天在华东医院楼梯口偷听我和民望哥谈话的护士是受画院造反派指使来偷听的。
门外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我回到二楼时，爸爸已经坐在自己床上。他说：“一吟，委屈了你！”我赶紧说：“那有什么，画院的人总算照顾你，没把你拉下去斗。”妈妈坐在一旁，不解地说：“你爸爸和画院的年轻人没结什么仇啊！”我家保姆英娥阿姨也说：“是啊！先生一直在家上班的，和他们都客客气气的。”那时批判“牛鬼蛇神”有个套路，各路“牛鬼蛇神”先是被各自单位贴揭发其“罪行”的大字报，再把大字报贴到街头，再被拉到家里来接受批斗。这次爸爸也轮到了，幸好没有受皮肉之伤，闯过了这一关。
我1961年进编译所工作，本来是不坐班的，一星期只去学习一个下午，但“文革”一开始，上面就要求我们编译所人员和出版社一样正规上班，所以我天天都能和宝姐见面。但宝姐所在的编辑室头头已表示过要监视丰陈宝的举动，不然会通过丰一吟将消息传给丰子恺的。宝姐知道这情况后，有一段时间不敢和我搭腔，也不敢来看爸爸。有一次实在熬不住了，特地换了一套平时不大穿的衣服，趁月黑风高，偷偷来日月楼看爸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在画院的工资已从二百二十元降到称为 “生活费”的六十元，存款也被冻结。后来连我个人的存款也被冻结。家里的开销不够，妈妈就到陕西路淮海路口的银行去取爸爸的存款，结果银行不让取，说是上头吩咐已经冻结。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张春桥知道妈妈取款的事情，竟在会上点名说：“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丰子恺就很不老实，叫他老婆去银行取存款……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取自己的钱用，天经地义，竟被说成“不老实”，荒诞之极！
凡是被批斗过的人家，都会受到里弄和房管所的注意。我们很担心哪天会和别家一样，被“扫地出门”。有一天，有人来敲门，通知我到房管所一趟。到了房管所一看，最担心的事要发生了。一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不说，直接下令：“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见我准备说话的样子，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我见事已至此，不敢多说什么，垂头丧气地走回家。一进门，爸妈就着急地问情况如何。妈妈得知房管所的决定后，叹了一口气，说：“光是让楼下也就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爸爸却慢吞吞地说：“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他说到这里，话语含糊起来，想必是想起了那些不愉快的事。
第二天，房管所负责的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他已上了年纪，快退休了，爸爸接待他。他说：“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总归是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听到三楼不用让，我们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苏同志临走前又和爸爸说了些闲话，语气中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样子。爸爸送走他后，直说“这是个好人”。妈妈也是感激涕零。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处理楼下的家什。董太太留给我们的都是很漂亮的西式家具，只好一一卖掉。根据一些现在还在的发票显示，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2月29日。这一天，我们找了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五十五元。一个柚木长橱，四十元。一个玻璃橱，三十五元。八只椅子，四十元。只能说是大甩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家具全部处理掉了，沙发也卖掉了。后来，最后一件大家伙八十五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这是爸爸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来的，以后再也听不到他弹琴了，爸爸有点难过。
令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画院徐某某打爸爸的事。那天，他一个人来我们家，先是对着爸爸趾高气扬地说了一通，对着老院长责备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接着打了我父亲一巴掌，然后到三楼拿走一本《封神榜》。我就在旁边，我父亲从来没被人这样打过，所以对这个人，我是刻骨铭心的，到现在还记得。
从走街串巷式的批斗到专场揪斗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批斗的次数很多，除了画院之外，什么少年宫啦，美术展览馆啦，江西中路青年会啦，上钢三厂啦，求新造船厂啦，崇明啦，川沙啦，车沟大队啦，民建大队啦……恐怕连爸爸自己也记不得那么多，我连先后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宫那次批斗时，据说唐云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断了。因此，接着把大家拉出去游街时，唐先生没法参加。据说游街的人中有沈柔坚先生等等。
爸爸事后说，那次游街时，有一少年尾随着他，找一机会悄悄地对他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画院程亚君先生搞“四清”运动的地方，所以爸爸被押到崇明去批斗时，程先生也连带一起去陪斗。去崇明前，爸爸的漫画一张张被放大后裱在硬纸上后带去。崇明较远，要过夜的，没有地方好睡，爸爸就在这时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他们两人被批斗，造反派则趁机在崇明买蟹带回上海享受。
爸爸被押去上海县曹行公社车沟大队批斗时，正逢中共九大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时。驻画院的上海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画院被管教的“牛鬼蛇神”（多为著名画家）训话：“你们的总后台垮台了！”天晓得，他们之中恐怕没一个与刘少奇有任何联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总后台了？！
关于爸爸在川沙县受批斗，在爸爸去世后我认识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请他写下了如下的情况：
1969年秋冬之际，由上海美术界组织派人开小轿车，将丰子恺先生带来川沙县革命委员会大会堂批判。
批判会上，事先已将丰子恺先生画集里十来张漫画临摹放大在整张白纸上，由批判发言人逐张进行批判。批判一张，撕下一张，团成纸团，丢在丰子恺先生的周围。在批判结束时，有一个人拿竹扫帚随着丰子恺先生走进舞台侧幕时，象征性地跟着扫过去，同时高呼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
丰子恺先生在批判会上，由于年老了，是让他坐在凳子上的。只是在批判高潮时，叫他站立过。
批判会后，丰子恺先生仍由小轿车带走，离开川沙。
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还坐上了好久没坐过的小轿车。批判时也没让他多站。倒是造反派们在这次批判前煞费了一番功夫，还准备了道具，可能像排戏一样还得先排演一番吧。
1968年8月16日，爸爸已被拖来拖去批斗两年多了，竟还要举办针对他的专场批斗会。我和宝姐接到通知后，终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会被指责为“没有和父亲划清界线”，去吧，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在台上被斗，实在太残酷了。我现在还收藏着好几份批判爸爸的小报，有什么《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撕开臭权威画皮》啦，还有综合性的《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还有一份《打丰战报》，就是那次批斗时刊印的。当时印刷技术不很发达，专印此报，可见上面对此次批斗的重视。
关于当时的情况，时过境迁，我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记得是在北京东路贵州路附近的黄浦剧场举行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这次专场批斗会规模很大，陪斗的有“上海市旧文艺界旧美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走资派”是徐平羽、陈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坚，上海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则是张乐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蔡振华、程十发、张充仁、吴大羽、谢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刘海粟。
上台发言的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和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上海美术学校“红联”红卫兵组织的红卫兵小将，以及上海中国画院造反派组织“红旗”战士、美术界的革命代表。《打丰战报》上刊出来的爸爸的画有《一时之雄》（画面是抗战时期画太阳下持日本国旗的雪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互割互啖图》，还有我们担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弯弯照九州》。《只是青云》这幅画，造反派说它是“把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其实这幅画初次发表于1942年，正值抗战后期，意指日本侵略者如浮云。1963年重画后又在香港《今晚报》上发表，那是由上海美协领导沈柔坚先生介绍，由报社请爸爸为该报每周作两幅漫画，以对台湾“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打丰战报》上说，这次批判得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的热烈支持，还收到上海轻工业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空军政治干部学校的各造反兵团的贺电。会后还放映了丰子恺漫画幻灯片。
我们日月楼的家，画院造反派来抄了一次，后来上海美术学校的学生们也来抄了一次。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被抄去了六千多元的存款。我记得画院来抄家那次，他们拿了爸爸的几张银行存款单，数了一下。我听见其中一个人对同伴说：“丰子恺的存款比贺天健的零头还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先去了吴湖帆家和贺天健家。画院拿走的东西都开列在清单上，也没有翻箱倒柜，相对比较文明，后来大多完好还给我们，只差一些我保存的照片。美术学校的学生们，抄家方式野蛮多了，抄去的东西也没有清单，后来也没还。等到后来各单位都在归还抄家物资时，我曾代妈妈写信给美校的校长索还这些被抄去的东西。校长回答，他们学校从来没有派人抄过我家，那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他们不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