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共创

白朝蓉

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至少有160多个，其中著名的有匈奴、鲜卑、羌、柔然、乌桓、东胡、回纥（鹘）、突厥、蒙古、契丹、党项、女真等，绝大多数不存在于现有的56个民族之中。

首先说匈奴。匈奴王国在秦汉时统治中国北方大部分草原，势力十分强大。当时秦朝修筑的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的工事。而匈奴也创造了领时尚之先的文化，颇具特色。后来出现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流传千古。而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每年还要举办“昭君文化节”。董必武当年赋诗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胡汉和亲”更确切地说应为“汉匈和亲”。汉匈友好，六七十年间一直和平相处，创造了古代的“和亲文化”。但到东汉后期，战败的匈奴族分为三部分，南迁部分与汉人杂居，融入了汉族；留在漠北的加入了新兴的鲜卑族；西迁的匈奴人成了东欧民族的一部分（如匈牙利）。从此，匈奴退出了历史舞台。

再说鲜卑族。继匈奴而兴起的漠北民族是鲜卑族。拓跋氏鲜卑族首领拓跋珪在华北建立了北魏王朝。建国三年后，北魏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之古城遗址）（见《魏书》卷一12页），后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再后是长驱内迁至河南洛阳。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北魏开凿建造的，鲜卑文化的佛教色彩，由此可见一斑。到中原之后，北魏的拓跋宏皇帝实行了惊世骇俗的重大改革：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由“拓跋”改为“元”）等措施，致使北魏鲜卑族完全融入、消失于汉族之中，从此不再是一个民族实体了。而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极大地催生了中原新文化的昌盛。

鲜卑人在北魏期间，就发明并广泛使用马镫，使得乘骑之术有了长足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马镫使人与马连为一体，骑马人的双手得到解放，既可拉弓射箭，左劈右砍，也可完成马球等各种体育技艺表演。马镫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马文化的内涵，直到现代社会仍熠熠生辉，难怪西方马文化研究界称马镫是“中国人的鞋”。

接下来是契丹族。契丹崛起于今赤峰西拉木伦河和辽宁朝阳一带，乘势建立辽国，定都今巴林右旗，长期与宋朝对峙、征战，统治中国北方草原209年。这就是现代小说《天龙八部》与戏剧《杨家将》故事中的契丹王朝（辽国）。以辽白塔（通辽和呼和浩特都有）为代表的契丹文化也是灿烂辉煌的。北方草原历史上的辽国，后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朝并列称辽代（辽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下来就是女真族。这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民族。在辽国（朝）成立初期，它也曾屈服于契丹。后来迅速强大，建立了不可一世的金国（朝）。在宋朝时期，金与宋连年交战，岳飞与金兀术就是对抗双方的代表人物。小说《说岳传》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故事。后来宋与金联合对辽作战，并一举灭了辽国（朝）。而金国却趁宋朝国力衰微之机入侵中原，攻占宋朝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宗，中原全部被划入女真金国的版图。南宋偏安东南一隅，苟延残喘。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铁骑南下，才消灭了这个建国长达120年的金国。而当年金国南下的女真族民众，全部划入了汉族。当然，这对汉文化确实是一次极大的丰富。

现在说蒙古族。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大部分学者认为蒙古族出自历史上的东胡·鲜卑的一支室韦系，就是说鲜卑族是蒙古族的先祖。公元1206年，蒙古族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建立了蒙古大帝国。从此蒙古族跨入封建社会。滞留在蒙古高原上的所有民族的零散后裔，无不融入了蒙古族中。蒙古族是一个多元融合形成的共同体，蒙古族文化实际上是中国北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总汇集。二十年后蒙古大军南下，先攻占金国的北部各镇，公元1232年攻下金国都城汴梁（今开封），金哀宗上吊而死，金国从此灭亡。而仍居住在今内蒙古境内的40万女真人，全部归顺了蒙古族。成吉思汗还以蒙古之威，先后三次用兵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最终消灭了这个政权，西夏疆土纳入蒙古帝国版图。西夏丰富的文化很值得一提，如西夏文物《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与《同音》《文海》等古籍，被公认为是十九世纪末以来，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这是清朝宣统元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遗址掘现的宝物，现藏于俄罗斯一家博物馆内。西夏番文虽早已失传，但从《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番文与汉文对照的词语集里，可一睹尊容。还有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墓、西夏古佛塔、西夏绘画及西夏钱币等文物，又一次证明中华文化的交融性与多样性。

成吉思汗一生横征亚欧两洲，广泛传播亚洲先进文化的种子，有力地促进了亚欧文化的共同发展。

公元1271年，蒙古族入主中原，忽必烈建立新朝，定国号为元。元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文化方面也多有建树。如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的工程中，出土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桑麻皮纸制成，面额为“壹拾文”，经判断，认定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印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纸币实物。

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珍贵古典名录》中，有一部在西藏考古发现的藏文古书《释量论》，是元代从大都（今北京）刊印后流入西藏的，它证明印刷术自元代逐渐传入西藏，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蒙古族对中国的统一、国家疆域的成倍扩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现今中国成为大陆大国功不可没。尽管从早期的匈奴冒顿单于到契丹的耶律阿保机，都对蒙古地区的统一有过贡献，但都不能与成吉思汗的统一大业相提并论。

影响大的还有满族。满族系女真族后裔。明朝晚期，在东北一隅崛起了一支政治力量，那就是努尔哈赤的满族大部落。公元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国，初称后金（因系女真金国后代），后改国号为清。此刻居住在漠南的蒙古族都归顺了新生的“满国”。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它和元朝一样，是少数民族称帝且统治全中国的朝代。入主中原后，努尔哈赤首先向蒙古族科尔沁部落提出联姻。蒙古族科尔沁部落先后有30多位蒙古族姑娘，成为了大清的皇后、王妃，其中最著名的是清初兩朝兴国的孝庄皇太后。努尔哈赤又将满族贵族之女许配给蒙古族各盟旗的贵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满蒙联姻”制度。这一举措对其巩固政权、壮大势力、拓宽疆域和繁荣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努尔哈赤对文化非常重视。他曾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言创造了满文，并应用推广，信函、记事、著书都有留存，是当今研究清文化的宝贵资料。清朝的历代皇帝对汉学都十分青睐。著名的《康熙字典》在康熙大帝主旨下编纂问世，收集汉字47053个，开汉字大字典之先河。乾隆皇帝一生主编、翻译两部巨著——《四库全书》和《大藏经》。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的纂修历时十年，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儒家经典，诗书易等著作；史部——历史著作、编年史、正史、野史等；子部——诸子百家著作及释道的宗教著作；集部——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诗文集等。《大藏经》系汉文佛教经典总汇，简称《藏经》或《一切经》。以上两部大书，起到了保存和整理文献的巨大作用，这是清朝“康乾盛世”在文化方面的壮举，流芳百代千秋。

乾隆还是一位集汉学书法、诗歌和茶文化于一身的行家高手。他的书法作品多有传世，仅台北故宫博物院就珍藏其汉字书法习作200多幅；他一生喜好吟詩作赋，创作了40000多首汉文格律诗，其中1000首高雅“茶诗”，足以成就他被后人称颂为“茶诗皇帝”。我国“茶圣”陆羽，第一个把饮茶发展为“茶道”，写下不朽名著《茶经》，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列为开门七件事；乾隆则将“茶道”提升到精神层面——“琴棋书画戏文茶”，从而丰富了“茶道”的内涵。

乾隆还主旨《明史》定稿，诏刊二十二史，又诏增《旧唐书》，并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自此，由《史记》开篇，汉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均齐备的史书大全问世，为后人系统研究中华史学提供了极大方便。

正如任继愈大学者所言：“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朝代更替，但文化发展是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着。元朝灭宋，继承发扬了宋文化；清朝灭明，继承发扬了明文化。宋元明清四朝近千年，不同民族当皇帝，但中华传统未曾中断，也没有改变方向。”（《新旧交替之际》）

最后谈一下羌族。它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古老的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古老的羌族，原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和青海河湟流域一带活动，多年与东汉冲突。“五胡十六国”时期，羌人还建立了后秦政权，后大部分融入汉族。而另一支为党项羌，在甘肃、宁夏与陕北一带，逐步形成为西夏人，建立了西夏政权，立国190年，后亡于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原地的党项羌人后迁至四川西北部，现主要聚居地为阿坝州的汶川、茂县、理县和绵阳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口只有30万。羌族是汶川大地震的主要受灾者。羌族生命力很强，人丁兴旺，生产发展。在文化上，羌族还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其羌笛、羌舞和羌绣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除极少数迁居境外，如北匈奴迁到中亚、东欧（匈牙利），西突厥迁到中亚外，主要部分则因迁入中原，与汉人杂居而成为了汉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彼此融合，如匈奴融入鲜卑，匈奴和鲜卑融入柔然，柔然又融入突厥，突厥又融入回纥（鹘），契丹则融入蒙古，部分女真也融入蒙古。另外还有一部分则转化成新的民族，如回鹘演变成今日的维吾尔族，一部分女真演变成今日的满族。除羌族、蒙古族原名传承外，其他各少数民族虽“名”已消失，但由于互相融合、互相吸纳的结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个是纯正的单一血统的民族了。尤其是汉族，几乎是融合了所有少数民族的基因复合体。大约在宋朝，就已经找不到“纯粹”的汉族姓氏了。实际上，汉代以前并无“汉族”的称谓。先秦居于中原的华夏族，由古代黄帝族、炎帝族和来自南方的蚩尤族大战后混杂而成。现今90%以上的汉族，就是由历史上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声气相通，在血缘上血脉相通，中华民族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经历数千年、复杂而恒久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基本特点是：以中原族体和农耕文明为中心，包括周围族体和文化在内的连续不断的交流、融合。周围民族和文化不断向中原汇聚，输入新的血液，充实新的内容，使中华文化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中华民族主体。而中原族系和文化也不断向边疆扩散，把中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到边疆，促进周边民族的发展。这大概就是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相依为伴的大民族大文化宿命。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远古以来，中国北方（涉及现行区划的12省区市）各民族就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繁衍生息、交流融合，在建立政权、创制文字、建都设市、繁荣文艺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称为中华文化三大主源。草原文化曾周期性与中原文化激荡、碰撞，不断为之输送新鲜血液，也曾经在亚欧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几度架起沟通的桥梁，为世界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作出了独特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草原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水乳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碰撞所创造的文化造山运动，是令世界叹为观止的历史奇迹。”（著名学者任继愈语）传承并弘扬草原文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安定团结、边疆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与传承者。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并在160年间创造了蒙元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蒙元文化有着鲜明的游牧文化特点，又广泛融入了中原农耕文化，吸纳了西域文化的有益成分，给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崇尚自然、恪守信义、践行开放”的核心理念，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道法自然”等信条，都是一脉相通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名著的《蒙古秘史》所宣示的哲理和古训，近年汇集成册的《成吉思汗箴言》，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无不闪耀着蒙古族的智慧之光与精神之魂。元青花瓷在中国瓷器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篇章。蒙古族的安代舞艺术、乌力格尔（说唱艺术）、声乐中独树一帜的呼麦和长调、器乐之王马头琴等等，正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蒙古族核心理念之一的“崇尚自然”，在草原文学艺术创作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比如一曲悠扬的《敕勒歌》，就描绘出了天地人相融为一体的纯然美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已成千古绝唱。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赞美北方草原天堂——宝木巴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理想；难以计数的长调民歌，表达了歌者与蓝天白云、茫茫草原清净和谐的意境。

蒙古族文化方面还有三件事需要提及。一是蒙古文——蒙古族先前没有文字，靠结草刻木记事。成吉思汗在讨伐乃蛮部时，抓获了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掌印官，就让这个畏兀儿人留在自己身边，一边用畏兀儿文字按蒙古语发音记录他的律令，一边教王子们学习，这就是“畏兀儿书”。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用畏兀儿字书留下第一部蒙古民族史记——《蒙古秘史》。成吉思汗创造了文字，也留下了历史。如今的内蒙古与蒙古国使用的蒙古文长青于世界民族语言文字之林。二是一个朝代自称“中国”，始于元朝。忽必烈有一句名言：“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引自毅松文《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家园》）《元史》卷95《列传·外夷一》载：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国的使臣所持的国书，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领邦列为“外夷”。以自己是中国人自豪，高风亮节，古今师表。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当然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才正式出现的。若有兴趣，请重温一下《元史》，温故而知新也。（摘引自《北京日报》2013年3月11日，冯天瑜文）三是元朝皇帝的桑拿浴。“桑拿浴”起源何地？《汉语词典》称：“起源于芬兰（国）。”近日报端披露：“桑拿浴是中国古代的鞑靼族发明的。鞑靼人给鹅卵石加热后，在热石头上泼水，形成蒸汽，熏蒸身体，以达到洗浴之目的。鞑靼人叫它‘温石浴室。”这同现今的桑拿浴如出一辙。元世祖忽必烈曾在大都（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西坡，建造了两个距今700年历史的“御汤池”——温石浴室。如今浴室的殿堂、楼亭、宝物均不复存在，只留下两座汤池，一口古井的最后遗址，《元氏十三世纪记》等元朝历史文献对此均有文字记载。

责任编辑：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