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空军一号”上
陈佳冉
任世信，1932年生，浙江东阳人。1950年入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第一批飞行员，后在空军服役，曾任空军第34师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空军34师的番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媒体形容西方情报部门“紧盯”这支“唯一”的部队，为何？因为这个师承担着中央领导人的专机工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专机师”，通俗地说，就是开“空军一号”的。
任世信的整个军旅生涯都在34师。深冬的早晨，《人物》记者在空军某干休所大院里见到他，昔日搏击长空的英雄，今已垂垂老矣，那段与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共飞的岁月，却清晰地印刻在他脑中。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我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新中国成立前半年，任世信就被秘密征召入伍。一个山伢子，此前连汽车都没坐过，凭着一副好体格，被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笕桥预科学校，成为预备飞行员。
杭州笕桥，原是国民政府时期一个很有名的军用机场和航空学校，1931年组建，首任校长蒋介石，时称中央航空学校，“中国空军的摇篮”。任世信在摇篮里学政治、学文化，当然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要从一名普通的高中生蜕变成空军飞行员，不啻为脱胎换骨的进化。
空军预科是进入航校的预备队，因此学校设置了许多适应飞行训练的体育项目，比如：走天桥—大约4米高、5米长的空中独木桥；滚钢圈—约两米直径的双边钢环，人在圈中两手抓两脚钩住钢环，满地翻滚；荡浪木—在一根约3米长像秋千一样的悬空木板上，一人或多人空手用脚控制来回游荡。大操场上，年轻的小伙子们练得热气蒸腾，每个好胜的少年都在争取仅有的几张进入航校成为飞行员的门票。
1950年1月1日，任世信穿上了军装。8月，预科学校的一部分同学前往西藏，执行“空投，解放西藏任务”。留下的约40人来到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
任世信回忆说，“那时在航校，是日本教官，都是关东军战俘，经过教育愿意留下来，中国话说得不怎么好，我们勉强能听个懂。”一开始学飞行，用的是日本教练机—“99高练”。有一次，日本教员带着学生们飞了一个小转弯，“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小转弯，造成的离心力很大，对飞机算是一种‘考验，落地之后，中国教员把日本教员狠狠骂了一顿。”因为这批教练机都是日本战败后留下的“破铜烂铁”凑起来的，飞这种花样动作很容易解体。“飞机摔了怎么办？要知道飞机上坐的可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金贵得很啊。”
1950年10月，任世信从航校毕业，11月来到长春—空军第二航校，成为一名通信员，实操空中带飞，熟悉机上设备、飞行感受、空地联络、机组协同等知识。数月后，调至北京西郊机场。
1952年5月2日，中央军委电报指示，以华北军区空军所属空运大队、空军北京西郊机场和空13师的女航空人员，合编为空军独立第3团，隶属华北军区空军建制。1953年2月9日，空军司令部通知，自1953年2月起，空军独立第3团直属空军领导。独立第3团，就是34师的前身，主要担负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专机任务，同时还担任大军区值班、战备空运、抢险救灾、科研试飞以及旅游、客运包机等任务。
“与美国的‘空军一号截然不同”
“那时，飞机有不少，但是比较杂。我记得有‘安-2、‘安-24这种小飞机，也有‘里-2这种中型运输机。‘里-2是咱们国家最早的专机，后来，使用‘伊尔-14当过专机，之后就是‘伊尔-18。这种飞机比较大，安全性也好，后来又增加了直升机。慢慢地一个团的编制就不成了，就改为空34师，下辖3个团（100、101、102团），一个团有3个大队。”任世信回忆说，“专机主要都在100团。所谓‘专机师，其实是没有谁专门命名。因为我们执行的就是专机任务，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专机师。”任世信回忆。
“那时候的运输机只能坐十几个人，飞机里头挺宽敞，有沙发，但飞机速度很慢，时速只有220公里，还不如现在的高铁快。”
在艰难中起步，从1953年8月至1956年7月，独立第3团先后有12个机组赴朝鲜执行运送中立国人员实施监察任务。1952年7月，首次执行送邓小平到成都的专机任务。1956年5月3日，第一次执行毛泽东的专机任务，10年内毛泽东共25次乘机到各地视察。1960年5月，执行周恩来出访南亚5国的专机任务，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乘坐中国人自己驾驶的专机出国，也是空军独立第3团首次执行的出国专机任务。以后，又执行了刘少奇和陈毅出访东南亚4国，送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赴苏联、非洲和阿尔及利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等专机任务，还执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的任务。
回忆起飞行生涯的细节，尤其是领导人在专机上的点滴往事，任世信有些讳莫如深，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只做不说。他说，“当时我们的专机并不‘专，与美国的‘空军一号截然不同。‘空军一号除特殊情况外，其他政府首脑不得享用。而我国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都无固定飞机供他们个人专门使用。仅有的两架有专机设备的飞机，哪位首长需要，便成为哪位首长的专机。”
一本《专机工作条例》对飞机状况、工程机械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飞行人员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做了极其详细的规定。对任世信来说，这是规定，更是军令，执行必须一丝不苟。“早年的《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职别的首长。”任世信回忆，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飞机上同时乘坐了4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林彪、董老、陈老总和贺老总。其中，陈老总带了夫人张茜，林彪身边守候着叶群。事后，大家才意识到这次飞行的冒险性，感到很后怕。万一飞机出了事，那损失该有多大。”
毛泽东带“铺盖”，朱德出“难题”
“我们机组人员是不允许到后舱去的。”任世信说，“所以虽然飞了这些年，能真正见到领袖的机会并不多。”一次，贺龙在专机上，机组人员见他亲切，说：“贺老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一把菜刀的故事？”话音未落，贺龙的秘书立即出来制止，“不能随便打搅首长。”此后，就再也没人敢犯禁了。
在任世信记忆里，每位首长坐专机也是“各有风采”。
“毛泽东最早坐过‘里-2，后来还有了‘伊尔-14，也坐了不少次。坊间传说毛泽东不坐飞机，是有误的。在1958年以后，考虑到安全因素，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不再坐飞机，改坐专列。”专机上的毛泽东展露了“恋旧”的一面。每次坐飞机，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都会驮着一卷“铺盖”上飞机，到了飞机上，李银桥把“铺盖”展开，往外掏出毛泽东平日用惯了的洗得起毛的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一一放好。飞机遇到气流颠簸时，毛泽东还会与紧张的机组人员开玩笑说：
“你们觉不觉得像小时候坐摇篮啊？”
最常坐飞机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周恩来穿梭于国内国外，总是坐我们的飞机。”任世信回忆说，“周恩来非常亲切，尤其是对我们机组人员。不管多忙，只要是上了飞机，一定会先到机舱跟大家问候一下。他总是说：‘你们好，受累了，谢谢。然后跟大家握握手。到了目的地降落以后，除非有外国人在下面欢迎，要不然他都先到前舱去跟大家告别一下，‘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好休息，每次都是这样。”飞机上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忙，批阅文件，与人谈话，即使躺下来睡一会儿，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下机后必定会有长时间的会议或会谈在等着他。”但即使忙得昏天黑地，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永远是那位风度翩翩的儒雅君子。任世信记得，“在距离飞机着陆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总理总会在飞机上洗漱一下。”难怪常听到一些随机出访的记者聚在一起悄声议论，“如果所有的总统总理先生们，都像周总理那样，我们这些摄影记者就好当了。”
刘少奇出访时经常把夫人王光美带在身边。王光美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他的秘书角色。为了使刘少奇得到充分的休息，王光美让刘倚靠在床上，自己亲自给他读文件。刘少奇闭目静听，听到重要段落时，他会睁开眼把文件拿到手里，亲自阅读。革命夫妻，鹣鲽情深，任世信亲眼见过，刘少奇怕夫人摔着，亲自扶王光美去洗手间。
朱老总的习惯与众不同，他“我不就山，山来就我”，喜欢同飞行人员挤在又窄又小的驾驶舱里，不愿待在客舱。“飞机常常刚一抬头，他就抱了一个大枕头进来了，和大家拉家常，问长短，当然也会问一些艰涩的问题。”任世信回忆说，“每次航线与长征路线巧合，我就紧张。因为年轻，我对长征的具体历史了解得不深，就怕老总出难题。”
“所有专机任务都严格保密，该知道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人也不会问。”政治过硬、技术一流，像任世信这样的第一代专机师飞行员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凤毛麟角的。领袖的安危系于他们，国家的安危也就系于他们。
1963年9月30日，以独立3团扩编组建空军第34师（驻地北京西郊机场），直属空军建制领导，师长胡萍、政委方仲英，辖空军第100、101、102团，师代号7196部队。34师番号，走上历史舞台。半年多后，1964年5月，任世信告别蓝天，完成了15年的专机飞行使命，成为一名空军行政领导，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副主任、干休所所长，以正团职大尉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