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柳霜，好莱坞中国娃娃上海行
姜浩峰
早期从《巴格达窃贼》中的蒙古女奴开始，每每出演妓女、窃贼等等反派小角色。这是好莱坞对华人的歧视，却由黄柳霜这一小女子承担巨大的压力。因为种族歧视，黄柳霜扮演的充满屈辱感的中国女子，一度在每部电影中的结局总是死亡！乃至有中国的媒体讥讽她“死过了一千次”。
自从1958年好莱坞星光大道建立开始，在这条街上拥有小星星的华人只有3位——美籍的黄柳霜、李小龙，以及中国香港籍的成龙。
2015年，是黄柳霜（Anna May Wong）诞辰110周年。今年，则是这位曾经闯荡好莱坞的华人影星逝世55周年。也就是说，黄柳霜的人生只经历了56年的历程。
整整80年前，31岁的黄柳霜回到她的祖辈生活过的国度，开始了一段寻根之旅。其中，上海是重要一站。回头看，那正是她的人生历程走过半途之际。
黄柳霜从哪里来？
黄柳霜之所以是黄柳霜，在于她是一位好莱坞明星。在默片时代众多的好莱坞明星中，她不是最出名的，也不是“粉丝”最多的，恰恰相反，如果她是一名白人演员，或许早泯然众人矣。这么说显然不是出于对黄柳霜的不尊重，毕竟岁月有时候会磨洗掉许多事情，即便一时如日中天，日后却杳如黄鹤者，不计其数。何况，黄柳霜并没有得过奥斯卡奖。
然而，黄柳霜迄今依然是最重要的美国亚裔女影星。这不仅因为她从1919年至1961 年间出演过50多部电影，这一辉煌纪录至今无人企及。更重要的是，她参演了《巴格达窃贼》（又译为《月宫宝盒》，The Thief of Bagdad，1924）、《彼得·潘》（Peter Pan，1924）、《唐人街繁华梦》（Piccadilly，1929）和《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1932）等影片，而这些影片已是经典。
当然，黄柳霜被人记住，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她是华人。1921年，她争取到在电影《人生》（Bits）中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星朗·钱尼（Lon Chaney）搭档演对手戏。一时间，16岁的她那直发又浓妆艳抹的造型，开始不断出现在电影杂志上，人们称之为——中国娃娃。黄柳霜这个名字，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最近，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郝吉思（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著《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在国内出版。书的副题很能说明问题——一位华裔，洗衣工的女儿，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事电影工作，成为明星。而郝吉思对黄柳霜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很大程度上缘于同为有色人种，所以这不仅是一部黄柳霜的奋斗史，也回顾了20世纪前期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
黄柳霜的祖辈从广东台山到加利福尼亚劳作，父辈开出了一家洗衣店。这是19世纪许多华裔，特别是台山人移民北美的类似途径。然而，她既没有继承父业继续开店，也没有嫁于同乡过多子多福的生活，而是选择了演艺之路，甚而，这就注定了她最终走上孑然一身的归路——在她眼前的世界，有一定地位或者说她看得入眼的华人，不会娶一个戏子;而美国人当时的《排华法案》，甚至禁止银幕上华人与白人的身体接触。
《上海画报》和《良友画报》上都刊登过黄柳霜的照片。
不仅是婚姻，即便日常生活中，自己从哪里来这一问题，也困扰着黄柳霜。在《排华法案》尚未解除的美国，当地大多数人当她是来自东方的中国人，尽管她出生在洛杉矶，比许多从欧洲来的新移民更有资格自称美国人。而她1936年的中国之旅，对于大多数与她接触的朋友来说，感觉还是——她就是一个美国人。
黄柳霜从哪里来？我足足思考了三天，却并未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想来，她本人很可能思考了大半生甚至整整一生也未必有答案……
人未至而名已闻
上海人最早看到黄柳霜的形象，应该是在20年代的好莱坞默片上。但更让她广为人知的，无疑还是画报。比如《良友画报》，在民国十六年总第十六期的封面上，就刊登了黄柳霜的照片。这张照片不大，没有将封面撑满。画面中的黄柳霜，黑色的直发披肩，眼睛有点儿夸张地看着她的右前方。大致是一幅剧照。
黄柳霜与早川雪洲合作影片《龙女》剧照。
这张照片的来源，有一种说法是由《良友画报》的老板伍联德带回。据当年《申报》报道，伍联德在赴美考察印刷事业之时，途经好莱坞，遇到黄柳霜，备蒙招待。问及家世时，两人甚至能连上远房亲戚，起码是广东老乡。于此，伍联德收到黄柳霜赠予的照片，并将之作为《良友画报》封面刊出。
在当时的法租界，还能买到《名利场》杂志。德国著名摄影家爱德华·史坦钦曾为黄柳霜拍摄写真集，刊登在《名利场》。当然，相对来说，《名利场》的发行量、影响力在当年的上海滩是小于《良友画报》的。
除了高端时尚杂志《名利场》和小资们喜爱的《良友画报》以外，甚至连关注时事政治的《生活周刊》都刊登了有关黄柳霜的文章。1929年刊登在《生活周刊》上的文章，作者是载入中国新闻事业史史册的著名报人戈公振。戈先生在美国见到黄柳霜后，提笔写下了她人在海外而心念祖国的文字。随后，这位好莱坞华人女星，开始为上海影迷瞩目，甚而时常见诸沪上报端。
自与伍联德、戈公振等接触后，黄柳霜对来自中国的文化人有了较好的印象。此时，她也开始对美国的影迷杂志专栏写手频频发表看法——透露自己对好莱坞银幕上非盗即恶的华人角色之不满和厌倦。这样的消息传到国内，使得看过或者没看过她电影的国人，对之都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然，也有一些杂音，让黄柳霜在一些国人心目中印象不佳。因为其早期从《巴格达窃贼》中的蒙古女奴开始，每每出演妓女、窃贼等等反派小角色。这是好莱坞对华人的歧视，却由黄柳霜这一小女子承担巨大的压力。因为种族歧视，黄柳霜扮演的充满屈辱感的中国女子，一度在每部电影中的结局总是死亡！乃至有中国的媒体讥讽她“死过了一千次”。
1929年，黄柳霜在出演《唐人街繁华梦》后，旅欧三年。在这期间，她学会了英国上层社会的英语，还能操一口流利的德语和法语，且略通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
黄柳霜乘坐胡佛号到达上海。
三年后她重回好莱坞，在百老汇出演舞台剧《闪光》（On the Spot）。由此，《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在欧洲得到的名声，也令她得以与日裔男演员早川雪洲共同担当《龙女》主演。但中国国内仍有人不理解她。当年，天津的一份电影杂志对她的表演大加指责：
“派拉蒙又用黄柳霜的妓女形象来羞辱我们中国人了！”
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气，可以说，到中国进行寻根之旅前，黄柳霜已经人未至而名已闻了。当然，在1930年代的上海来说，电影明星本就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比如同样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就在1935年因“人言可畏”而自杀身亡。
在郝吉思所著的人物传记《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中，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人对黄柳霜的印象还不坏：“幸运的是，在中国看过柳霜的电影的人不仅仅是影评人。据报道，成千上万的上海民众涌向码头，争睹这位享誉世界的华人女星的风采。……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都视柳霜为大明星，她的电影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疗伤寻根之旅
到了1936年2月，此时，中国题材电影《大地》正在加州郊区建造的“中国村”内紧张拍摄。《大地》改编自赛珍珠的小说，讲述的是中国农民王朗（Wang Lung）和阿兰（O-Lan）的悲剧故事。黄柳霜曾一度离阿兰这一角色很近，但最终被米高梅公司拒绝出演，甚至连演女二号的机会都没能获得。获得阿兰一角的，是德奥裔的白人女星路易丝·赖纳（Luise Rainer）。
为此，刚刚度过31岁生日的黄柳霜，决定回到祖辈的故土中国去看看。郝吉思认为，黄柳霜作出这一决定，目的在于给美国电影界留下一个潇洒的形象。
此行，赫斯特报团还派出了专职摄影师黄海升一路随行，为黄柳霜拍摄照片和纪录片。作为回报，黄柳霜答应为赫斯特旗下报纸写一些中国见闻稿件。
原本，黄柳霜预订的船票，船期是1936年1月24日从旧金山经火奴鲁鲁前往香港。1月24日恰恰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可见其对此行规划的重视程度。然而，因为码头工人罢工，行期不得不推迟到正月初三——1月26日。
没有获得《大地》片约的黄柳霜，乘着胡佛号邮轮，乘风破浪前往中国，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之旅。
某种程度上，这更是一次疗伤之旅。她作为一个在洛杉矶出生的第三代华人，关于自己从何而来的问题，每每无法解答。她本人流淌着中华血脉，却在美利坚深受歧视。这一切是为什么？黄柳霜试图找到答案。故而，在从美国去中国之前，她阅读了林语堂的名作《吾国与吾民》，以便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黄柳霜在《龙女》中的造型。 安迪·沃霍尔笔下的镀金鞋。
他乡遇故知
原本，在先到香港、广东还是上海这一问题上，黄柳霜一直举棋不定。毕竟，广东是她的祖籍，上海又是那么富有魔力的一座都市。而外交家顾维钧发电报建议她先到上海。
“当我在德国受到影迷欢迎时，作为在场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被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所淹没！能与广大上海同胞在一起，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天！”这是黄柳霜初到上海时，对媒体所言。
1936年2月9日，胡佛号到达上海。当船开进黄浦江时，还没等靠岸，一群记者已经坐着舢板抢先到达船上进行采访。采访的地点是轮船上的舞厅。坐着舢板到达船上的，不仅有众多记者，还有黄柳霜的弟弟黄经材。在舞厅内，黄柳霜对弟弟经材和一众记者，道出自己身着一袭黑衣的原委——她认为这身装束是对上海特别的尊重与礼仪。而自己所戴的黑色帽子，也是亲自设计，取名为“兽王帽”。
媒体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衣着如何之类泛泛之谈。更犀利的问题接踵而来。有记者问道：“你为何在好莱坞演出伤害华人形象的电影？”黄柳霜答道，若不由自己接片，势必由白人演员或者日本、朝鲜人来饰演，那效果更可怕，华人更没有机会维护自身起码的形象。
郝吉思记叙了黄柳霜初到上海的一刻：“挑剔的记者注意到尽管柳霜化了妆，她已青春不再。言谈中，柳霜叫经材来与自己拍张合影。记者们很快意识到，她既不会说国语，也不会写汉字。”
下船之后，黄柳霜看到了自己的姐姐露露。据香港媒体当时的报道称，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到场迎候。这一点也不奇怪。某种程度上，梅兰芳和黄柳霜的这次会面，是故人相见。1930年梅兰芳访美期间，黄柳霜曾经热情款待。而当她准备到中国来之前，亦曾向友人诉说，希望有机会在北平与梅兰芳一起看戏。
当晚，给黄柳霜拍电报指点“迷津”的顾维钧夫妇，专设招待晚宴——根据黄柳霜在纽约报刊发表的文章，她面对这次奢华晚宴上的十五道菜肴，着实吃了一惊。在宴席上，黄柳霜还见到了《吾国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在写给纽约友人维克滕一家的信中，黄柳霜热情洋溢地介绍了面晤林语堂夫妇的情景，仿若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1936年底，林语堂到纽约生活，黄柳霜介绍他们认识了维克滕一家，后者很快将这位学者引荐到纽约文坛。
早在1932年的时候，首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好莱坞影片《大饭店》就曾在上海公映过，黄柳霜出演片中女二号。但在片尾的演员表中，却没有出现黄柳霜的名字，她的剧照也未能在海报上出现。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来沪，黄柳霜真正下榻在了上海著名的国际饭店里。这一于1934年新落成的远东第一高楼，是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地标。
在如今的相关资料中，还有胡蝶夫妇陪同黄柳霜参观明星影片公司一事的记录。明星公司最初设立在贵州路，但摄影棚大多并不在此。1936年春，恰逢明星公司位于枫林桥的摄影棚竣工。我不知道胡蝶夫妇带黄柳霜去的是否枫林桥摄影棚。如今的徐汇区枫林路一带，已经很难找到与电影摄影有关的痕迹了，倒是向西去至徐家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从20世纪中期至今，都是上海电影摄制的重要场所。
2015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10周年，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去年第十八届上海电影节期间，还曾推出独立回顾单元：“面孔的秘密——黄柳霜诞辰110周年”，展映她的《唐人街繁华梦》和《上海快车》两部作品。特别是黄柳霜1929年出演的《唐人街繁华梦》，湮没多年，后来拷贝经英国电影学会修复后重新面世，再现风华。影片中黄柳霜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令人难忘。已故作家程乃珊生前曾对我说过，黄柳霜在《上海快车》的剧照中，那一双纤手，堪称“好莱坞第一美手”。
成为艺术家的缪斯
就像如今一般女孩子旅游时疯狂购物一样，黄柳霜的上海之行，也花了不少钱。当然，从旧金山登船时，她已带上了能带的所有现金，作为好莱坞明星的她，囊中并不羞涩。
当时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鸿翔时装店，力邀她前来做衣服。黄柳霜应邀定做了一件旗袍。由于刚过完年天气还比较寒冷，鸿翔特意在本已十分精致的旗袍上又加了裘皮装点，由此，旗袍加皮草的穿法，一度风行沪上。
上好的裘皮价值不菲，比如当时流行的小貂皮，一张就要一两黄金，做一件大衣需60张左右，如此，鸿翔时装店日进斗金。老板金鸿翔也鼓励员工多推销，以利润的4.5%作为奖励提成。托黄柳霜的福，鸿翔着实赚了一把。
而根据郝吉思的考证，黄柳霜“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旗袍，在电影中多次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善，黄柳霜也能够在银幕上展示正面的中国女性角色了。”
有关黄柳霜的时尚品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安迪·沃霍尔对黄柳霜就崇拜有加，在其艺术生涯早期曾设计过一款拼贴艺术品《镀金的鞋》，来表达对黄柳霜的敬意。沃霍尔设计的其他鞋子，大多空灵轻幻，唯独这双《镀金的鞋》，弧度极高，必须弓脚才能穿。在郝吉思看来，尽管出生在美国的黄柳霜没有过缠足的历史，但好莱坞给予她的，大多是限制性的卑微角色，“束缚”了她的才华。“这类角色凸显了西方式的、被邪恶的肉欲化了的中国妇女形象。”郝吉思说。沃霍尔的作品中，被这双鞋束缚住的双腿，呈现土黄色，布满发黑的静脉，向人们诉说着黄柳霜在演艺生涯中遭受的痛苦。
沃霍尔的合伙人雷·约翰逊（Ray Johnson）曾于1972年发起“黄柳霜影迷俱乐部”，参加者在纽约文化中心礼堂会面。其中纳奥米·西姆斯（Naomi Sims）扮演黄柳霜。值得一提的是，西姆斯是个性感撩人的非洲裔模特。恰恰符合黄柳霜在约翰逊心中那股诡异的美。
1980至1990年代，画家马丁·黄（Martin Wong）分别创作了梅兰芳和黄柳霜的肖像画，以期重振属于沃霍尔的波普艺术。
尽管有一位诗人曾作诗《无人试吻黄柳霜》，但另一位诗人杰西卡·哈格多恩（Jessica Hagedorn）又称黄柳霜为“亚裔美国女性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