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欧洲的今天，马克思早已预见

英国“脱欧”、特朗普大选获胜、欧洲多国反欧盟情绪高涨……反建制主义似乎正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追根溯源，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规模巨大的产业变革。而由之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引发广泛社会震动，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面上看，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到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再到欧盟一系列经济治理改革措施，欧洲经济从数据上看已开始缓慢恢复，虽然有些地方偶尔还有些余火，但基本保持稳定。然而经济的基本稳定并未阻止反建制主义的兴起。可以说，经济增长与否并非社会动荡的唯一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欧洲经济结构没有适当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相配合。新技术革命和地缘经济变化是带动欧洲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背后的推动力：一是全球化，二是欧洲一体化。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源配置和重组的速度加快，相对落后或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被淘汰，加剧地缘经济的变化。在社会层面，欧洲还有两个问题也常被我们忽略。一是传统的社会组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发生变化。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传统工会组织也在衰退。欧洲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德国，其他国家的产业工人组织基本是空壳，只剩下几个工会领导人，基本上无法发挥过去连接劳资双方的作用。二是社交媒体网络飞速发展，将过去完全没有联系的人链接在一起，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新群体。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规则，可以快速地交换意见，使得过去被隐藏在底层的社会怨恨情绪快速链接、爆发。当一个相互链接的群体构成人员都是产业结构调整大潮中的受伤者，激烈程度不难想象。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建制长期以来忽略了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欧盟机制长期以来奉行“新自由主义”，使得政策和社会日渐脱离。成员国授权欧盟制定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各项政策，中左、中右党虽然轮流执政，但彼此间继承性大于差异性，两党趋同使得民众向极左和极右两端离散，形成不同诉求的反建制主义群体。这些群体利用现代化沟通工具迅速集结，形成有影响力的政党。中间的执政党却无政治权威和可行方案回应社会诉求。面向未来，欧洲有三种前途。一种是欧盟分裂。第二种是战争，现在的欧洲可以用“恐慌”二字形容。第三是混乱，这几乎是一定的，因为现在还无法看到一个强有力的解決办法，欧洲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扭转现有局面。混乱之后，到底是分裂，还是战争，还是重新建制，需要密切观察。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