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教育节奏对接小县城

黄祺

上海基础教育的高水平，近年来在西方国家教育界声名鹊起，通过PISA测试等一系列国际公认的学生素质测试，西方教育界同行惊讶地发现，上海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都要高于其他国家。为此，英国教育部门今年宣布，全国约8000所小学将采用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生学习数学的方法。

连英国都要学习上海教育，中国内地更是对上海基础教育之计“求技若渴”。在中央要求上海对口帮扶遵义的大背景下，2013年11月，上海市教委与遵义市教育局签订《2013-2015教育对口帮扶协议》。此后，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局和普陀区教育局，分别组织区内优秀教师团队到遵义支教，杨浦区更是分批派出教师和管理人员共45人，以接力的方式驻扎遵义三年。

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遵义，城乡差别大，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别也很大。上海教师们没有选择留在遵义市区，而是投入到教育更为落后的县级中小学，为带动最基层教育机构的教学水平改善而努力。

“精准扶贫、按需援教”，是上海教育援教工作坚持的方向。3年来，上海市先后投入帮扶资金5800余万元，实施教育帮扶项目53个；通过“金种子”培养计划等分批选拔上百名校长前往上海挂职学习；同时，“百名上海名师遵义行”项目派出专家到遵义讲课指导，拓宽当地教师的视野，提升当地教学理念。

当魔都教育节奏遭遇小县城，当上海教师来到县城中小学，会发生怎样神奇的改变？记者近期对支教回沪不久的上海教师们，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改变，从40分钟开始

从遵义回到上海已经半年，上海市黄兴学校语文教师茹佳，还常常牵挂着她曾支教的学校——贵州省遵义市正安七中，记挂着她在那里带的“徒弟”，记挂着那里的学生们。这个暑假，茹佳的上收到正安七中老师发来的喜报：正安七中今年中考成绩位列全县第一名。三年前，这所中学中考成绩，在全县排第九。

成绩的改变，是最直观的指标，上海支教教师们知道，因为他们的努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变，也已经发生。

正安县距离遵义市160公里，车程2个半小时，是遵义市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个县。县城很小，“从东到西6000步，我数过”，茹佳说。正安七中，是一所位于县城边缘的中学，留守儿童比较多，教学质量在县城里多年来处于下游。

“当地的教学方式，还在用上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方式。”这是到遵义支教的上海教师的普遍感受。支教老师们首先想改变，正是课堂。

茹佳老师到正安七中后，先花了两周的听课调研，她发现，当地老师各有优点，但习惯单打独斗，互相沟通较少，资源整合较少。特别是作文课，因为超大的班额，作文批改也成为难题。有时候花了很大的力气批改了，学生却不明白老师评语的意思，有的明白了却也不知如何修改和进步。“所以作文教学几乎是一个低效的教育空白。”

梳理了问题后，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给学生上课。“我结合当地教材中一篇《周庄水韵》进行了作文示范课的指导。在听一位老师上这节课的时候我发现，贵州的孩子们对遥远的江南水乡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文字美，却不能有更深层次的感受。我就想换一种思路，通过美文的欣赏，写属于自己的生活。用文字来爱家乡。”

茹佳喜欢摄影，她在宿舍楼窗口拍摄了一段雨中学校操场的视频，学生们看后，感慨原来自己的学校也有如此美景。有了情感的共鸣与铺垫，茹佳老师就地取材，让学生对照着课文，从欣赏文字中的江南雨景，延伸到描写自己身边的雨景。“一堂景物描写的习作课，让孩子们有内容可以写，不害怕写作文，甚至有信心主动去记录生活的片段，是老师最欣慰的时刻。”茹佳说。

茹佳还给学生展示了自己写下的关于雨的日记片段，学生们踊跃地点评，这样的场景，让当地听课老师们得到了启发。

上海市普陀区洛川学校数学教师徐志平，支教的学校是习水县金州实验小学。与上海小学普遍二三十人的情况不同，在遵义，县一级学校大多规模大，每一班的学生数量也多达五六十人。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导致这些学校沿用老式的教学方式，至今没有改变。

徐志平告诉记者，上海的小学数学课，要求每堂课给学生做十多道练习题，让学生在练习、讨论的过程中掌握数学知识。而他支教的学校，数学老师只能保证一堂课三四道习题，老师让学生举手到黑板上做题，做不到每个学生都得到练习。

到金州实验小学多次听课后，徐志平向当地教师提出，可以试一试多给学生练习，让学生自己探讨，而当地教师的反应是：“学生能行吗？”

为了打消教师们的顾虑，徐志平用上海数学课的上法给金州试验小学的学生上数学课，几次课下来，当地教师不得不折服。“徐老师带来教学方法和思路，让人耳目一新。”当地教了10多年数学老师，感慨道。

英语课，可以说是让上海教师们感觉反差最大的一个学科，也是水平提升比较难的学科，这一点，同济小学英语教师佘毓菁深有感受。佘毓菁支教的是湄潭县湄江四小，刚到学校，佘老师发现，当地教学与上海最大的不同，是教师不太关注学生对语言的运用，机械式地讲课。针对这个问题，佘毓菁带着自己的“徒弟”，手把手地教他们备课、上课，她希望，从培养当地骨干教师入手，让“徒弟”先学习上海的英语教学方式，然后再让他们去影响带动其他老师。

理念帮扶，知难而进

大多数援黔上海教师，是第一次到遵义，也是第一次到教育落后地区的基层学校支教。去之前，教师们想象中的困难，与真实遇到的困难，有一定的差距。

普陀区教育局派出的李允翔、徐志平、戴继鸿三位教师，被分配到遵义市习水县的两所学校和远程教育中心支教。出发前，三人的行囊颇为丰富，被子、床单、枕头都带上了，“以为要住茅草屋呢”，老师们玩笑道。

到了习水县，上海老师们看到，当地学校硬件设施不差，除了经常停水停电，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真正的差距，是在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上，而上海基础教育水平的领先，也在于理念和方法上。

李允翔是普陀区曹杨二中附属学校办公室主任、语文教师，作为管理人员到习水县习水七中挂职副校长。刚到学校，李允翔几乎天天听课，有时候在一间教室里能坐一天。在看到理念和方法上的差距后，他开始试图用讲座、教研讨论这样的方式，将上海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当地教师。

示范课上了一堂又一堂，讲座一场又一场，教研讨论一次又一次，但上海老师们发现，当地教师的教学方式，改变却并不大。雄心受挫，李允翔反省，这种“理念对理念”的方式，行不通。李允翔开始另一个实验：在习水七中开展教学改革，让参与的教师自己体验教学方法改变带来的好处。

在当地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李允翔开始制定教学改革计划，招募愿意参加的教师加入。教学改革涉及到从设置主题、备课到质量考核的整个过程，参加的老师要按照改革要求备课、上课。要参加改革，势必增加工作量，挑战大，难度也大。让李允翔感到庆幸的是，他的改革计划没有碰壁，30多位教师加入了他的改革计划。

尽管时间不长，无法得到直观的改革成果，但李允翔欣喜地看到，当地教师愿意尝试改变教学方式，开始从满堂灌转变为更关注学生的反应，敢于让学生发言，让学生讨论。这些看起来细微的变化，正是现代教育的精髓。李允翔相信，上海教师为当地开了头，教育改革的火种就有了延续下去的可能。

教育帮扶，也要精细化

“一开始接到任务时，我们是有顾虑的。杨浦区教育系统如果要承接帮扶任务，就要做好，要做好，就有压力、有挑战。”杨浦区教育局副局长吴巍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从接过任务开始，杨浦区教育局就对对口帮扶遵义进行了三年规划，为此建立了有200多名优秀教师和管理人才的后备人才库，除了派人到遵义，还为支教学校确定了上海的对口学校作为后方支持，鞍山实验中学、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复旦实验中学都分别结对共建了遵义当地学校。也就是说，杨浦区不仅仅是派人对一个学校支教，而是让上海的一所学校对口遵义一所学校支教。

吴巍介绍，杨浦区对口帮扶遵义市湄潭县、道真县、正安县的一所小学和两所中学，派出的支教队员中，管理人员在上海都是学校校长，到支教学校任副校长，任期一年，教师则每批任期半年。

第一批支教队，首先对支教学校以及区域的整体教育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找出当地急需和欠缺的地方，针对性地拟定帮扶计划。第一批支教队队长、国和小学校长倪晓燕，到湄潭县湄江四小当副校长。经过对当地办学、师资、学生来源、信息化等方面的调研，倪晓燕发现，当地太需要信息化投入，虽然学校在信息化方面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但网络条件、操作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

针对当地的情况，杨浦区教育局围绕信息化建设，为三所学校建立完善了远程录播教室，为此投入专项资金100多万元。有了远程教室，上海支教队还手把手交当地老师使用、维护设备，与上海的共建学校开展远程教学活动。

上海支教教师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帮扶地区师资力量薄弱，但当地教师有很强的学习欲望，都希望能多学一点上海经验和上海做法。了解到这些需求，杨浦区共建学校为遵义教师提供了到上海进修培训的机会。鞍山实验中学校长邵世开介绍，3年来，已经有60多名来自遵义市道真县玉溪中学的老师到上海进行为期一周的浸润式学习。如果光从学校规模和硬件设施讲，鞍山实验中学并没有比遵义的学校好多少，但邵世开认为，这样的办学条件反而更容易给遵义的教师们带来启发。“为什么硬件条件差别不大，办学质量却差距很大？我们希望让遵义的老师们知道，好学校并不是说硬件好就行，要构件适合学生的教育体系，学校教育要与当地社会环境、师资条件相适应。”

3年的帮扶，改变正在发生。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丁利民告诉记者，结对共建的湄潭县湄江四小校长刚到上海进修时，问不出什么问题，等进修快要结束时，校长问了一连串关于课程建设的问题。

影响当地教育生态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3年时间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很短，不过，上海基础教育系统对口帮扶的地区，在教育生态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遵义教师的眼中，上海教育一个最大的特色，是“魔都节奏”。到上海的学校进修，遵义的教师问：为什么女教师都穿平底鞋？丁利民回答：上海教师每天在学校里走动比较多，站立时间长，老师们只能穿平底鞋。上海对口帮扶的中小学，原本教师不用坐班，但受上海支教队影响，一些学校也开始实行坐班制，教师们利用在学校的时间，开展起了各种教研活动。

佘毓菁说，在她支教的湄江四小，她几次被管办公楼的大爷锁在楼里，大爷没想到，晚上六七点钟，还有老师在办公室工作。佘毓菁带着“徒弟”加班备课、研究教案，后来这两位“徒弟”的示范课，让当地同行刮目相看。

除了在对口帮扶学校工作，上海支教队还经常下乡支教，辐射周边乡镇学校，将上海教育理念带到更广的地区。

除了教学本身，上海支教老师还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健康。

杨浦区第三批支教队队长、建设初级中学校长虞永超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道真县玉溪中学，有300多名留守儿童，这些住校生，长期缺少家庭关怀。首批来到此支教的“上海老师”，在调研后建起了留守儿童“爱心驿站”。

“爱心驿站”每年确定30个左右的学生进行重点帮扶，每天晚上6点15分到7点，为留守儿童辅导学业，答疑解惑，谈心疏导，点亮心灯。“‘爱心驿站建立后，通过前后两批援助教师的努力，这批学生精神面貌有了明显提升，学习成绩提高也很快。”玉溪中学校长韩峰说。

尽管在遵义支教的生活辛苦，但从遵义回到上海的支教老师们，最愿意谈论的还是对当地教师的理解和尊重。杨浦区第二批支教队队长、开鲁新村第二小学校长丁建萍告诉记者，当地教师除了教学，还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有一个小孩，父母在外打工，晚上一个人溜出学校，躲在工地。老师们大半夜到处找，直到把小孩找回来。”丁建萍说，当地教师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付出更多，牺牲更多，让上海教师们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