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才有“年”

靳伟华

“年”的记忆，是温馨的，是长长绵绵岁月中跳动的音符。

“年”是属于童年的。那是妈妈深夜飞快踩着缝纫机赶出来的新衣服的美丽；是肆无忌惮吃着平时吃不到的各类糖果糕点的满足；是疯疯癫癫玩到深更半夜也不遭大人骂的自由；是爸爸呀，围起围裙，亲自掌勺烹出的那一桌一年最美味佳肴的飘香。

“年”里的我是个小公主，就连别在胸襟的手帕都是新的，漂亮得让你舍不得弄脏。

童年的“年”，是从小年夜的大扫除开始的。家里的里里外外，角角落落，不能落下一点灰尘。爸爸的任务是擦窗，对住四楼的我们来说，那是危险的活儿。我们仨女儿的任务是擦桌椅橱柜，而妈妈则是负责将家里的床褥被单都清洗一遍。那时没有洗衣机，洗床单要拧干是很累的活儿。“年”要过得干净，这是大人们教导我们的，这样的话，新的一年就会顺顺当当。现在知道一个名词叫“扫除力”，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等到上学了，学会用钱了。大年三十的夜晚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吃完年夜饭，父母亲就会神秘兮兮地去大房间一会儿，然后走出来，让我们仨排好队，从大到小，郑重其事地给我们一人发个红包，爸爸总会摸摸我们的头，感慨地说，又长大一岁了！虽然姊妹仨年龄相差七岁，但红包是一律的崭新的10张壹元币。那个紅包，按照大人的规矩是要压在枕头下的，直到正月十五。因为，传说年是山里的一个怪物，在大年夜会出来吃人。父母亲自然不会相信这传说，但相信红包能给孩子压惊护身。

20世纪70年代，10元人民币对孩子来说，无疑是笔巨款，平日省吃俭用的父母竟然从来不过问我们是怎么用这笔钱的。现在想想，我的信任和公平意识也许就是那时候形成的。

成人后，“年”变得无趣了。物质生活的改善，让我们每天都能过上过年的生活。再也不会为“穿新衣、戴新帽”雀跃了，也不会为枕着“巨款”而夜不能寐了。但我还是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了，全家老小才能乐乐呵呵地聚在一起。大年夜，老规矩，父母亲仍然会给我们一人准备一个红包，摸摸我们的头说，又长一岁了。在父母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呀。而此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拿出各自为父母准备的红包。既然，年是个怪物，要伤人，我们长大了，自然要担起保护父母的责任。看着父母收下红包时幸福的表情，我们的心是甜蜜的。

留恋过往的年，父亲的音容笑貌在那些个年里，依然栩栩如生。如今，想念父亲时，便全家动手做一道父亲拿手的“蔬十锦”。就好像父亲还在。

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当你的童年生活充满着爱，那么，等你长大了，你的爱也会长大，大到不仅有小爱，更有大爱。

成家后，尤其是自己也长一辈后，“年”变得匆忙起来。悠悠地等待，匆匆地过往。以前无法体会父母亲过年的辛劳，现在全领会了。以前父母牵着你的手，走亲访友。如今，你要牵着孩子的手，参加亲朋好友的过年聚会。一个家的内形外化，都在年里集中体现。

常听到抱怨，过年长假比上班还累。为此，很多人为了逃避过年频繁的应酬，常常安排外出旅行，而对我这是不可理喻的。似乎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不是说好了吗，过年不远足。美丽的风景随时都可以放下工作，去领略，去欣赏，唯有“年”，错过了，也许就错过了此生最重要的一次聚首。

没有跟父母子女团聚的年不是“年”，不能在家过的年也不是“年”。哪怕不精致，热气腾腾的饺子是过年，四喜烤麸、春卷、蛋饺、八宝饭是过年；哪怕蛮无聊，四世同堂磕磕瓜子聊聊天是“年”，全家总动员你歌唱罢我表演，孩子们主持当导演，热热闹闹更是“年”。

社会发展了，“年”的氛围却越来越淡了。在魔都，过年的街上，曾经穿戴整洁、提着大包小包礼物的热闹人群是最靓丽的风景，如今，喧嚣惯了的城市，反而在过年长假中，有了难得的清静，“年”变了。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年”是长在心里的种子，她不会消去，她会长大，那些匆忙从城市撤退的人群，不正是赶着回家过年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