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西岁月风雨40年
朱祥忠
今年8月15日，是中国和巴西建交40周年。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从建交到“大象走路”，逐步发展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曲折过程。目前，中巴关系已成为中国同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巴友谊源远流长
中巴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王室迁到其殖民地巴西。葡总理大臣下令其驻澳门总督招募中国茶农携带茶树到巴西种植，以满足具有饮茶习惯的葡萄牙王室和贵族们的需要。1810年，湖北茶农遭受自然灾害纷纷外出谋生，葡萄牙人便趁机将几百名茶农经澳门运往巴西。在运输途中，成百人死亡。部分茶农抵达巴西后，在里约热内卢郊外风景如画的蒂如卡山坡，开辟了一个茶园，试种茶树成功，饮茶习惯也由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和贵族逐渐普及到巴西全国。巴西摄政王为表彰中国茶农的功绩，下旨在蒂如卡山上修建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八角凉亭，名为“茶亭”。后来在圣保罗繁华的市中心“七月九日大街”上，还建了一座“茶桥”。茶亭和茶桥成为中巴友谊源远流长的一个象征。
巴西废除奴隶制后，不可能再从非洲贩运黑奴了，以种植咖啡为主的巴西迫切需要劳动力，当局者便看上了中国的苦力。19世纪下半叶，中巴两国代表曾就巴西招募华工和发展贸易问题举行过多次谈判，1881年8月中巴在天津正式签署了《中巴和好通商航海条约》，宣布建交。这是历史上中巴之间第一次建交。
据统计，1889年在里约热内卢市就有近500名华人。19世纪末移居巴西的华人达2000人。20世纪初，巴西还从新加坡招募华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许多中国人从不同渠道移居巴西。目前移居巴西的华侨和华人的数目在拉美居首位。他们为巴西的经济发展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巴关系逐步开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巴西同台湾当局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这个阶段，我国对巴西实行“细水长流，以民促官”的方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数众多的巴西文化、新闻、贸易等各界友好人士应邀访华，其中不少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在巴西友人的推动下，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分别于1953年9月和1954年3月成立了“巴西-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也多次派出文化、艺术、新闻和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
1960年大选中获胜的雅尼奥·奎德罗斯就任总统后，奉行较独立的外交政策，主张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1961年4月，由巴西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席尔瓦率领的巴西代表团访华，向我国领导人转达了奎德罗斯主张“与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同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西。奎德罗斯接见南汉宸时重申：“巴西政府正在推行一项新的政策，这就是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当然也包括中国。巴西政府同意中国在巴西设立贸易机构，并签订必要的协定。”
7月，奎德罗斯决定派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作为总统的观察员率团访华，“进行旨在实现两国间正常交往的接触”。
1961年8月，古拉特一行34人访问中国。这是巴西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拉美国家领导人，双方对此都很重视。
当时中巴虽未建交，但我国仍本着热情友好、积极争取、多做工作的方针，给古拉特以建交国副元首的高规格礼遇。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和李先念副总理及有关方面领导50余人，以及各界群众200余人到机场欢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我国主要领导人，分别予以会见或会谈。
除北京外，古拉特还访问了杭州、上海和广州等地。双方签署了《中国人民银行和巴西银行支付与贸易协定》。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就在古拉特回国途中，奎德罗斯总统在国内外右翼势力的反对下，于1961年8月25日被迫辞职。按宪法规定，古拉特回国后继任总统，古拉特任内继续推动中巴关系的发展。不久，新华社派出常驻记者王唯真和记者鞠庆东在里约热内卢建立分社。这是新中国在巴西建立的第一个常设机构。1963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派出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王耀庭担任贸促会驻巴西代表处副代表，同时被派去的还有工作人员马耀增、宋宝贵，以及为举办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做筹备工作的侯法曾、王治、苏子平、张宝生四人小组。
两国关系遭受重挫
在中国与巴西关系逐步发展之时，巴西政坛风云突变。1964年3月31日深夜，巴西右翼军人在美国策动下，以古拉特企图在巴西“推行共产主义革命”为借口，发动了军事政变。古拉特政府被推翻，以总参谋长布兰科为首的“猩猩派”军人集团上台执政。军政府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巴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我国合法居留巴西从事新闻和贸易工作的王唯真和王耀庭等9位同志，也被无理逮捕入狱。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后，我国领导人大为震惊和愤怒，毛泽东主席当即表示：“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地斗！”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理挂帅、陈毅外长和外办主任廖承志直接指挥，协同外交部、新华社和外贸部等有关单位马上展开对9位同志的营救行动。
4月4日，在中国和巴西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约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请他们各自国家驻巴西使馆代中国政府向巴西当局查询中国在巴人员情况。中国银行也致电巴西银行了解有关情况。4月5日，我国政府还通过上述渠道向巴西当局进行交涉，表明9位同志都是得到巴西政府同意，按规定办理有关法律手续进入巴西居留的。他们所进行的新闻报道、筹备展览和促进贸易等业务，都是正当和合法的。我国政府要求巴方对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以便他们能够恢复自己的业务。但巴西政变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对9位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逼供、威胁和利诱。9位同志坚决不承认犯有任何罪行。巴西当局又在美国的阴谋策划下，同台湾当局勾结，企图将9名被捕中方人员送往台湾。台湾方面还派特务到监狱进行策反活动，被9位同志严词拒绝。9位同志发表抗议声明，并宣布展开绝食斗争。
我国政府对巴西当局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巴西立即释放中方人员，切实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否则巴方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巴西当局在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才没有将9位同志送往台湾。
巴西当局又拟将中方人员交换在华被关押的美国犯人，这无疑暴露了巴、美勾结的政治阴谋。中国政府断然拒绝，指出，巴西当局屈从美帝国主义的意志，长期非法扣留无辜的中方人员，已经在国际关系中犯下了史无前例的过错。希望巴方不要再上美国的当，以巴中友谊为重，立即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捕的中方人员，以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1964年10月12日，尽管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巴西军事法庭仍以9名中国人在巴进行所谓“间谍和颠覆”活动为由，判9位同志10年徒刑。中国政府对此判决表示强烈抗议。自愿为9位同志辩护的巴西平托大律师表示：“我要向全世界宣告，9名中国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是政治偏见的受害者。”
“九人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拉美发生的最重要的涉外事件之一，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件涉及我国当时对美和对台斗争问题，十分复杂。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政府积极组织营救工作。为此先后召开了各种会议400多次，发表各种声明和文章数百篇，还请国际红十字会出面干预，以9人家属名义邀请日本、英国、法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比利时7国著名律师，组成律师团，敦促巴西当局释放9名中国公民。在一年时间内，有87个国家的1000多个立法机构、政党、团体、工商等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对9名中国人表示声援。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巴西当局于1965年4月17日以“不受欢迎的人”，“驱逐”9位同志出境。
1965年4月20日，9位同志在发表声明无罪，不承认任何判决的情况下，终于回到祖国首都北京。
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表示亲切的问候，高度赞扬他们在巴西监狱和法庭上所表现的坚贞不屈的大无畏精神，称赞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各大报刊也报道了他们的事迹，称他们为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九颗红星”。他们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外交战线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九人事件”对中巴关系造成了严重影响，两国间原已建立的联系全部中断。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两国关系处于十分冷淡的状态。
从建交到“大象走路”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同中国建交。到1974年，已有10个拉美国家同我国建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再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按兵不动了。
新上台的总统盖泽尔虽然也是位军人，但属三军中温和派，思想比较开明，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在国际上大步跃进”的外交决策，其重要标志就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1974年春，在一次外交场合，巴西驻苏联大使马里尼奥主动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新权接触，表达了巴西政府想和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几天后又正式约见刘大使，转交了一个“非正式”文件，主要内容是：第一，转达巴西总统和外长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良好祝愿和亲切问候；第二，巴西政府有意让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处处长布埃诺参赞参加4月份即将访华的巴西商人代表团，以便与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接触；第三，布埃诺参赞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巴西欢迎中国贸易团访巴；第四，希望中国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参加中国贸易团，访问巴西期间，两国外交官可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五，希望中方为随团访问的巴西官员发放签证并提供必要方便。巴西大使说，巴西政府对建立两国关系的设想是：首先派官员互访，然后互设常驻商务代表处，最后建立外交关系。
这年4月3日，刘新权大使受命对马里尼奥大使表示：中方对发展两国关系同样持积极态度，接受巴方提出的具体方案。刘大使还向巴方阐明了我国同各国建交原则和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4月9日，巴西出口商协会主席科蒂尼奥率代表团访华，巴外交部亚大处布埃诺参赞随行，同我国外交部美大司林平司长进行了会谈。巴方邀请中国政府尽快派遣有外交部官员参加的代表团访巴，以便进一步就发展双边关系进行对话。在会谈中，巴方明确表示，巴政府考虑同中国发展关系，就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就意味着和台湾当局“断交”。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提出：“过去中巴两国间发生过一点不愉快的事，在两国建交前，应该采取措施，消除这一问题。”
8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陈洁率领贸易代表团抵巴开始为期10天的访问。这是“九人事件”后，第一个访巴的中国代表团，巴方对此访十分重视，给予破格礼遇，派专机把中国代表团从里约热内卢接到首都巴西利亚，在机场还铺了红地毯，安排了仪仗队。
中国代表团抵达巴西利亚当天，巴西外长西尔维拉就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提出要立即进行建交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代表团在出访前虽已做好了与巴方进行谈判的准备，并随身带来几套方案，但没有预计到进展会这么快。于是，随团来访的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陈德和与翻译陈笃庆在巴方两名保卫人员的护送下，飞往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我国驻当地使馆请示了国内。4天后得到国内的指示和授权，飞回巴西利亚。
陈德和同巴外交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瓦尔坎蒂开始了两国建交问题的具体谈判。一开始，巴方提出在建交公报中不提及台湾问题，陈德和强调，台湾问题必须写入建交公报。陈洁副部长同西尔维拉外长又经过几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中方进而提出台湾“使馆”馆舍属中国国家财产应归还中方的要求。巴方保证将此房产归还中方。对“九人事件”问题，巴方开始表示，双方应向前看，不提旧事，中方坚持巴方对此要有个交代。巴方承认：1964年9名中国公民一案“政治上是错误的”，关于这一事件中的司法诉讼未了问题，巴西政府保证将采取措施予以撤销。至此，中巴建交谈判的一切问题都得到了圆满解决。陈洁副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同巴西政府代表西尔维拉外长正式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建交公报发表3个月后，巴西政府派其驻香港总领事到北京同外交部美大司谈判建馆事宜，11月28日达成协议。
1974年12月18日，中国派驻巴西的临时代办王本祚参赞等12人抵达巴西利亚，筹备建馆。第二天，埃内斯托·盖泽尔总统就接见了‘王本祚，巴方很快将台湾“使馆”和“大使”别墅及5辆汽车交给中方。同月，巴西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普鲁恩萨抵达北京建馆。
中国驻巴西首任大使张德群及其随行人员共7人，于1975年5月2日抵达巴西，16日向西尔维拉外长递交了国书副本，西尔维拉对张大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两个大国建交很重要，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得慢慢来，像大象走路，稳步前进，有时可能坐下来，但倒退是不可能的。”这成为比喻两国关系状况的一句名言。
建交初期，巴西政府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对“共产党国家”抱有偏见，政治上存有疑虑，担心我国“支持革命”会影响其政权的稳定，加上受其内外反华势力的牵制，在处理两国关系问题上态度谨慎，特别是对两国政府间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在经贸方面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才有所转机。
大辩论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1977年10月，一直反对同中国建交和发展关系的巴西陆军部长弗罗塔被解除职务，他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列举他同政府一系列的分歧，首先指责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是向共产党势力妥协，构成了对巴西的威胁”。此事立即在巴西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估巴中关系”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反而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发展巴西的经济和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大辩论推动了中巴关系的发展。双方往来逐渐增多，水平也日益提高。
1978年1月，《中巴政府贸易协定》签订，这是两国建交后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协定，为两国间贸易的开展提供了切实保证。
1979年5月，中国副总理康世恩对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首次访巴。
进入80年代，中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84年5月，巴西总统菲格雷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后第一位巴西总统访华。
1985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赵紫阳总理访问巴西。这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总理访巴，此访在拉美引起较大反响。
1988年7月，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分别会见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并同李鹏总理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在交通领域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合作补充协定》《简化双方使、领馆常驻人员签证的换文》等8项文件。访问期间，北京大学授予萨尔内名誉博士学位。他还参加了中国新闻出版署为发行其小说选《水之北》中文版而举行的招待会，并在国家科委和外交部联合主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技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演说。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崩溃，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新时期。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但拉美国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立场，多数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巴西政府发表声明，希望中国政府能迅速克服面临的困难。巴西总统在会见中国政府特使时说，北京发生的事件丝毫不影响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巴方将继续发展两国间业已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1990年5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冲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封锁，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五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拉美国家，开启了中巴两国领导人高层互访的高潮。
1993年11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巴西。提出从战略高度来对待两国的友好合作，建立跨世纪的长期、稳定的互利关系，并提出了发展中巴关系的四点建议：第一，保持高层接触和对话；第二，推动经贸关系发展，加强高科技合作；第三，促进民间往来；第四，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此访重要成果之一是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巴西从而成为世界上最早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江泽民在巴西国会发表了演讲，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伊塔马尔-佛朗哥总统还授予江主席巴西最高勋章“南十字星座”大项链勋章。
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
频繁的高层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
2004年5月，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坦诚友好的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中巴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关于互免持外交、公务（官员）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等文件。
同年1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同卢拉总统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会谈。双方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中巴引渡条约》《关于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合作协议》《中巴贸易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
2009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巴西。习近平表示：“中巴作为两个重要的新兴大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其意义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战略性影响。”为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从战略高度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政治引导，规划两国关系及相关领域的合作；第二，加强经贸、科技领域的务实合作，探索合作新方式，提升双方互利合作水平；第三，加强人文领域交流，支持双方在文化、教育、新闻、旅游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第四，加强多边领域的协调和合作，提高南南合作水平。
同年5月，卢拉总统对我国进行第二次访问。卢拉说，这次访华是“自己任内最成功的一次访问”。
2010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二次访巴。胡锦涛强调，着眼于两国关系又好又快发展，提出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提高国际事务战略合作水平的三项建议。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2010年至2014年共同行动计划》《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两国有关资源卫星、石油化工、钢铁、空间技术、农业科学、金融等领域的15项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