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一发力，忙坏赵乐际

黄滢　姜琨

8月31日夜里，一场暴雨突袭北京，大多数人赶回家中，享受周日最后的闲暇时光。而位于西长安街80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却一直灯火通明，部分办公室到后半夜才陆续熄灭了灯光。第二天，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出现在山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山西省委书记任免会议。

按照惯例，省委书记的任免一般由中组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书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书记任免才由中组部长亲赴当地宣布，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新疆。因此，赵乐际陪同刘云山亲临山西宣布省委书记任免，实属罕见的“高规格”。其原因，正如刘云山在讲话中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当媒体还在挖掘背后的深意时，赵乐际已匆匆离开山西。他的工作还有很多。十八大以来，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不断“打老虎”，而赵乐际领导的中组部则忙于选贤任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官方引用民间流行语概括道：“岐山一发力，忙坏赵乐际。”

山西省委常委会缺员最多

中国有句俗语“一个萝卜一个坑”，用来比喻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没有多余。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国机构编制与人员配置十分贴切。可随着中央反腐力度持续加强，拔走的“萝卜”渐渐多了。

官员落马意味着原有岗位的空缺。目前，我国正省部级岗位空缺两个，分别是李崇禧落马后空缺的四川省政协主席，以及李东生落马后空缺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省委常委会中，缺员最多的是山西。相继接受调查的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统战部原部长白云的职务仍然空缺，省委常委会缺员4人。江西、海南和黑龙江的省委常委会各缺员2人，不过并非都因官员落马。在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因涉嫌违纪被免职；而省委原副书记尚勇因为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职位出现空缺。在海南，原副省长谭力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而三亚市委原书记姜斯宪则于年初调到上海任职，尚无人接任；黑龙江是由于徐泽洲和林铎两人陆续调出，留下了空缺。此外，湖北、宁夏和云南的省委常委会各缺员1人。

“补缺”方式至少有4种

为填补落马官员留下的空缺，赵乐际带领的中组部力求科学选拔、精准任命。近期以来，已有约20位官员获得任命，到原本空缺的省部级职位上履新。

从“补缺”方式来看，有的是异地调动，如接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有的是中央“空降”，如接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局长陆俊华；也有地方官员上调中央；还有同系统或同地区调动，如张毅由国资委副主任升任国资委主任。

选拔继任者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今年7月20日，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调查的消息得到证实，仅4天后，就宣布调武汉市原公安局局长赵飞“补缺”。而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在去年11月落马后，经过了4个月才选出继任者——原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曾欣被任命为副省长。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记者，中组部选择不同的继任者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比如任学锋调任广州，最大意义在于异地“空降”打破了广州官场的升迁规律。

汪玉凯介绍，30年来，包括万庆良在内的9任广州市委书记，仕途均在广东起步，并长期在省内任职，而任学锋此前一直在天津任职。任学锋今年49岁，河北邢台人，曾长期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作，2008年当选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政府的官网显示，任学锋主管领域主要是服务业、商业、旅游、外事等。

据广州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政府系统内所有公务员的升迁、平调、离职等工作都暂停下来，因为万庆良的案件还未查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跟他有利益关系。“任学锋与广州官场并无联系，也没有利害冲突，对解冻广州的局面大有帮助。”汪玉凯说。上任后不久，任学锋走访了广州市各大机关，要求各机关同心协力，做好工作。整饬广州官场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新晋云南省副省长张祖林则是当地提拔的典型。张祖林现年55岁，云南昭通人，从政前曾在媒体工作了近10年，被称为省内“最懂新闻”的领导干部之一。1991年，张祖林任楚雄州永仁县副县长，正式步入政坛。20多年来，张祖林先后在楚雄、昆明、玉溪等多地任职，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出任云南省副省长与其反对过度拆迁有关。

张祖林曾任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长达5年，期间昆明获得了“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但他公开反对大拆大建。2010年8月，张祖林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情况时，曾说：“我们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2012年12月，张祖林调任玉溪市委书记，刚上任却把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市委大院给拆了，将市委办公地挪至早就建成的高新区办公楼。对此，张祖林的解释是：“虽然一年要付300万租金，却把市中心的地块腾出来，每年能提供上亿的税收，这个账不言而喻。”他曾说：“在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一定要遵规守纪，不要插手工程。只要你走得正行得直，挨点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今，云南的落马官员多和城建工程有关，而张祖林没有受到影响。

从地方上调中央，也是一种重要的选拔形式。在中央部委里，新任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就是个例子。吴新雄1949年生于江苏，1967年参加工作，2001年出任江西南昌市委书记。据江西一位干部回忆，吴新雄在江西的10年有成绩、有魄力。因为不是本地人，吴新雄曾笑称自己是“进口老表”（老表是江西人对老乡的称呼）。刚到南昌时，他曾手把手教南昌的干部如何搞活企业、如何抓大放小。任江西副省长、省长期间，吴新雄连续9年出席了内地各省市的“香港招商周”，使江西有6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中部省份。2011年6月，吴新雄被任命为电监会主席。外界普遍认为，在电改迟迟无法推进之际让吴新雄掌管电力，是中央看中其“啃硬骨头”的劲头。还有人预言，吴新雄任电监会主席不会是过渡选择。果然，刘铁男落马后，吴新雄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电监会也并入改组后的国家能源局。

央企领导人也是此次干部“补缺”的重点。2014年4月，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4月23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调任华润董事长。分析人士认为，中央选择傅育宁，主要原因是招商局集团和华润集团同为在港中资企业，傅育宁熟悉香港情况，能够在短时间内稳定华润的局面。

选人标准：倾向于干净、有专业能力

什么样的干部才能在反腐风暴中获得“补缺”？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言简意赅地告诉记者：“‘补缺干部的选拔，首先要选干净、不会被腐败污染的官员。”

在中纪委一系列反腐动作后，中组部选拔“补缺”官员慎之又慎，坚决防止“补缺”官员再度腐败。任建明认为，王儒林从吉林调任“官场地震区”山西担任省委书记，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这次山西省委书记换人，固然可以按照惯例，在本系统内照常态递补。但长远来看，从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小圈子里选拔，依然避不开其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层推进。而从外部调一个人进去，能够快速地恢复秩序。”

61岁的王儒林曾用“生在吉林，长在吉林，熟悉吉林，热爱吉林”来形容自己。在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未离开过吉林，在吉林干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王儒林没有‘歪的斜的，做事‘实打实”，“为人正直，没有私心，雷厉风行”。2013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吉林，从公布的巡视情况看，吉林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在此轮反腐风暴中，吉林没有查出一只“大老虎”，这让人们对王儒林此次调任山西心怀期待。

汪玉凯则认为，此轮选人标准，除了“清廉”“关系干净”外，也看重符合岗位职责的能力和纵观全局的政治视野。此次“补缺”官员多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起，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累积出与职位相符的能力。人们也更愿意相信，从基层锻炼出来的干部扎实稳健，能办实事。比如吴新雄曾在江苏省江阴长江服装厂当工人；王儒林当过知青、工人，干过乡党委副书记、副县长，之后又历任地级市领导、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有助于王儒林迅速掌握山西情况，尽快开展工作。”汪玉凯说。

任建明认为，十八大之前，一个地方因反腐出现职位空缺，调一个官员过去，更多是为了迅速恢复官场系统稳定，“往往新官员一到任，反腐就画上句号，他的任务就是恢复稳定、发展经济”；但十八大之后，“补缺”官员更多的是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现在调你过去，改革、发展、反腐败要统筹推进。就像弹钢琴一样，要在改革发展不掉队的同时持续反腐。这对继任官员的政治经验要求很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此外，重视高学历、复合型人才，是此轮干部任用的另一个标准。汪玉凯介绍，很多新提拔上来的干部都具备专业学历。如任学峰毕业于河北工学院，还是南开大学的管理学博士，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外语流利。吴新雄年少时由于时代限制，读书并不多，但工作后先在南京化工学院有机系学习，又在上海国际金融学院读了MBA。吴新雄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其高级经济师的背景，让当时南昌的干部们都深表敬佩。张祖林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工作后曾先后在云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班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英语十分流利。傅育宁也是个“学者型商人”，拥有博士学历，对资本市场非常了解，对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也颇有心得。

十八大以来，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打倒了45只“老虎”。这些贪官落马时，大多还在职。民间有个说法，王岐山一发力，就要忙坏赵乐际。虽是茶余饭后的“白话”，却道出百姓的肯定与期待。肯定的是，中纪委挥剑斩贪，显示了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坚定决心和态度；期待的是，中组部选贤任能，接任者必须得清正廉洁、务实勤政。两部合力，政治生态则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