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点将朱鸿度办厂

朱永琳

我很小就听家里人说，我们家过去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叉袋角朱家，开纱厂面粉厂的。我们曾参观上海纺织工业博物馆，却失望而归。因为整个博物馆对曾祖父朱鸿度及他创办的上海裕源纱厂只字未提。有几个展室，大篇幅介绍20世纪20年代无锡荣家创办民族纺织工业。实际上曾祖父办厂时是1894年，比后来中国民族资本办纺纱厂的时间早了20多年。

祖上曾为

曾国藩、李鸿章办过事

1860年我的高祖朱宗溱为逃避太平天国兵乱，离开泾县黄田村的敬修堂老宅，去江西从事商业，主要是盐业，从而发家致富。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急需军饷，为此整顿淮盐。高祖承办西鄂盐引。完成治厘之大功，并得朝廷嘉奖。他却无意做官，回乡从事慈善事业。

我的曾祖父朱鸿度，名爟成，十二岁跟随高祖去江西，虽是“富二代”，却勤奋进取，在朝廷官至户部郎中，浙江候补道。在经商方面更是经营有方。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犯，使国人警醒，朝野都寄希望于洋务运动。洋务派不仅要搞坚船利炮，要搞电报电话，也要搞纺纱织布，抵制外国的洋纱洋布。于是，清政府想利用私人资本办新型工业，又怕肥水流给了商人，朝廷得不到好处，故成立机器织布局。1890年在上海楊树浦设织布局，官方出白银若干，入股，并派人管理。以此为钓饵，吸收商人参股，是所谓官督商办。其深层含义是官款要在几年内从盈利中归还，商人的红利要等官款还清以后才能得。官方总办，由李鸿章直接委派。开工以后，生产情况良好，但是连年亏损，财政困难。原想很快归还官本，根本达不到。商人则非但没有红利，所入之股由百两折成七十两。大小投资商要求朝廷拨款支持，使李鸿章十分烦恼。当时织布不赚钱，而纺纱赚钱，于是谋划成立纺纱分局。目的以纺纱来保全织布已耗之本。李鸿章思路不变：吸收商人银子，替政府赚钱。

李的得力助手盛宣怀开始物色人才，协助他办机器纺纱分局。 盛在诸多候选人中精心挑选，因这是个肥缺，抢位子的人特别多。盛即据自己父亲提出八字标准“精明浑厚，殷实著名”，经周密斟酌，最后点将朱鸿度。李鸿章曾入湘军幕府，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对朱鸿度的家世是了解的，对此他表示同意。

1893年即光绪十九年农历六月他们招来朱鸿度于上海，边考察边商议成立机器纺纱分局事宜。盛宣怀此人，有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他所经办的事，全部存档。所以这期间朱、盛之间的通信，甚至信封和字条，在时隔一百多年后，我们还能查找到。

朱鸿度几次去天津面见盛宣怀，盛决定集资百股，出资比例为“盛四朱六”。盛还拟定章程，规定将来新厂每出纱一包要归还老布局一两白银以还公款。总之，还是原来官督商办的老套路。我曾祖父写信称：“风澄波静，安抵申江。” “无如集股一层，因向年各公司股分之商，受创颇剧，均有戒心。” “ 怀疑畏缩，观望不前”1。也就是说，当时上海有钱人虽多，但对朝廷成立纺纱分局，让他们拿钱集股，持疑虑观望态度，集资难以进展。 曾祖父在信中表示：“除已勉凑四十股外，仍应招二十股，一时殊难就手。”言下之意是要把“盛四朱六”改为“朱四盛六”。几经周折商讨，出资比例由四六改成对半分。盛宣怀同意各负一半责任，还答应不必频繁往来于津沪之间，并授予关防，就是现在的公章。

我曾祖父俨然已是纺纱分局的局长，有的信件上人们也以朱局相称。不料，是年农历九月初十织布局一场大火，官方的资本化为灰烬，商人的资本付诸东流。正如盛父盛康家信中所说：“布局被焚，官商资本一百余万都归乌有，此时新股断不愿来。”2 官督商办流产了。

独立办厂后

由李鸿章亲定厂名

筹备多日的纺织分局泡汤了，我曾祖父局长当不成了。此时，盛宣怀衡量再三，秉李鸿章，“窃奉宪台札开上海织布局被焚，仍须激劝殷实华商购用机器仿造布纱，”“凡华商自愿召集华商股分置办纱机……皆准其呈请题厂名，悉归商办”。3也就是说，不搞那个官督商办，而允许商办了。新政策规定：朝廷允许商人办纺纱厂，但是要报批，获批则朝廷给题厂名。

曾祖父立刻感到此机不能失，于是马上筹款，独立办厂。

1894年，李鸿章见到我曾祖父办厂的呈文，在致盛宣怀电中写道：“朱请题厂名，可名曰裕源。”“前给朱招商专札关防，应令其自行禀缴”。4就是说李鸿章题了厂名，叮嘱以前给朱鸿度的公文用纸和公章要收回。1894年我曾祖父按照李鸿章题名开设裕源纱厂，选址在苏州河南岸的麦根路（今淮安路）。那里的苏州河正好拐成口袋状，被上海人称为叉袋角。于是叉袋角朱家，富甲一方，名噪一时。

吸纳民族资本办厂，困难重重。虽然上海滩有钱人多的是，但是经过前一阶段官督商办，商家处处受官方掣肘，大火后血本无归，官方还要他们代官方还债务。沪上有钱人感觉上当受骗， 此时多持观望态度，不情愿继续跳这个火坑。确定独立办厂后，首当其冲仍是资金问题。我曾祖父由于祖上得清朝特许，几代为盐商，发家致富，经济实力雄厚。

他到上海筹备纺织新局之前，虽为浙江候补道，但仍在商道挣钱，除在江西南昌经商外，还开办当铺、出租土地、开办航运等，生意涉及面广。办厂，首先得有钱，他资金汇拢后，一算计，还有一大笔资金缺口。正当他万分焦灼之际，资金由其二子呈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太祖朱宗溱早先也为盐商，挣钱后，不忘回报社会，一部分钱款用来兴办义学，修桥筑路，收育婴儿，抚恤孤寡，周济乡里贫民等。余款分给子女，当时曾祖朱鸿度和五弟朱树斋为得利者，他们根据父亲朱宗溱遗志，在南陵购置八千余亩地产，我曾祖和五弟各得三千多亩，余下一千八百多亩作为朱继范堂义庄，专做慈善。因曾祖生意众多，分不开身，由二儿子、即我叔祖父朱幼鸿管理一部分生意及地产。叔祖父朱幼鸿一贯善于经营、精打细算和打理家产，得知创办独资裕源纱厂急需资金，便积极筹措资金，短时期内，将急需资金五十万两凑足后，立刻交到父亲朱鸿度手中，为他解了燃眉之急。

曾祖父是精明之人，大体要办多大的厂，宏观需要多少本钱，需筹多少股，每股多少银两，然后责任到人，谁负责多少股，这些他反复和盛宣怀（上级）盘算商讨。从“盛四朱六”，到改“各人一半”，最后全由朱鸿度自办。他一开始事事都要请示盛宣怀，现存的信封记载有廿九札之多。信札往来，约六天时间。请示一件事情，来回总要半个月以上。曾祖父给盛建议“鄙意封河伊迩，将来往返函商事多不便……彼此各定一半……一切用人、造厂等事亦暂归一手办理，以专责成。”5他与之商量说马上要封河了，请示批准太费时间。反正钱各负责一半，这一半的事就我说了算。盛回复同意：“适逢尊示，以往返函商事多不便，欲由阁下一人承办……所有纱机五十张，即请尊处自行独办。”6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时间。

重视“公关”，连细纱机

报价亦呈盛宣怀审阅

曾祖父为了开创机器纺纱局，当上局座，还重视“公关”。他和上海的一些名人逸士交往，这样有利于筹款邀股。某日盛宣怀到上海，曾祖父写信约盛“小叙”，请他吃饭，并写明有叶成忠、许春荣、汤松岩作陪。又拉了李鸿章幕僚、惠通官银号经理严信厚共同出面请客。信笺特别雅致。

办厂需要土地，盛宣怀定在沪上杨树浦即原来官督商办织布厂的旁边空地，那儿属于租界。在正式启动办厂之前，盛宣怀已经派人把地基平整填高。曾祖父给盛的信中说：前闻每日百余人昼夜肩挑，颇为欣慰。 昨亲往履勘，人数稀少不说，地面一片水泽，泥飘水面，不能交融。复派人续勘时，竟空无一人。7曾祖父担心这样的地面，将来不能承受机器和锅炉的重压，又搞不清地基工程究竟何人在管，遂写信询问盛宣怀。 盛过问后，受托的招商局洋人密尔登禀告，工部局（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怕烂泥气味伤人，必须退水再干，故而停工。有关厂址及地基问題，其他人和盛的书信往来中也多次提及。

原来招商局的洋人米杜登推荐和原厂毗邻的三块地，加起来三十多亩。建造新厂不够，故需要用涨出来的沙地，填土垫高。也就是需要用另一洋人的挖泥船挖出的泥，填地基。由于新厂和官方无关了，曾祖父发现原定厂址的弊端，决定改选地价低、地域广阔的中国人地界，即苏州河南岸的叉袋角，购地八十亩。这样新厂可以很好规划，不仅可建仓库、厂房、锅炉房、办公用房，建工人宿舍及生活设施，同时紧靠苏州河，可充分利用水路交通的便利条件。当时的上海，没有航空和铁路，陆路只有人力车和牛马，因此这是最佳的选择。

筹建工厂中最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当数购买机器设备。此时曾祖父寓居上海，一心钻研自己从未涉足的纺织行业。首先到原来官商合办的厂里了解从购买原料、机器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全过程。然后重点了解机器的运作。他通过不同的洋行了解不同国家的最新机器的性能、产量、价格、质量保证和交货期以及付款方式等情况。与懂行人反复推敲何种机器出纱多，最实用。价格又以何种为适宜。他联系到的洋行有：信义、礼和、瑞生、瑞记、怡和、兴隆、地亚士、咪也、泰来、哈味等十家。还挑选两家洋行，把它们对同一型号一百张细纱机的报价单逐项进行对比，作出分析，报送盛宣怀审阅。

从盛宣怀来往信件可知，在我曾祖父之前，织布局购买外国机器，都是通过一个名叫丹科的美国人。丹科是织布局的工程师。此人凭借懂点纺织技术，在中国需要购置纺机设备时，充当中介，钻中国官员几乎不懂洋文的空子，和外商说一套，和中国官员又另说一套。账面是一套，实际另一套。从而大饱私囊，赚足了中国人的血汗钱。盛宣怀在信中总结，历来“中国所办商务，无不先吃亏苦，故此次必须谋定后动”，他叮嘱我曾祖父要“旁搜博采，择善而从”。8当丹科知道盛宣怀要把建厂之事交由我曾祖父操办，立刻像苍蝇闻到血腥味一样，主动向他靠拢，说自己熟悉纺纱机器各个方面。接触下来，他又感觉我曾祖父非常严谨，不轻信旁人，只借助索取各国资料以及各洋行报价单，细细分析对比。丹科于是转而直接向盛宣怀献言献策。起先还不好意思，通过我曾祖父探听盛是否愿意见他。后来就厚颜无耻给盛写信，还不顾水上颠簸之苦，去天津面见盛宣怀。他建议采用招标的方式，听上去很公平。还直接带去七家洋行的价单，说他们愿意以九折或九二折让利。盛很满意，准备在天津招标，并把招标书寄给我曾祖父，让他分发上海的十家洋行。曾祖父接信，一面分发标书，一面回信表示不同意见，指出泰来洋行既已减价，原来的闷葫芦已经洞穿，意思是打完九折还有猫腻。并提醒盛不可轻信丹科，“从前布局机器皆伊所办，价值甚昂。现在各洋行揽购，价值争相跌落……”曾祖父自己没去天津参加开标，也没派人去。事后名叫席步天的人报告盛宣怀：“沪上各洋商纷传，丹科与泰来通同一气，泰来所注之价即系丹科所主使。”9所以只有泰来一家报价。其他洋商都不参加。招标事就此告吹，丹科的画皮也被撕开。

殚精竭虑，

49岁走到生命终点

曾祖父从进口机器至轧花弹花工序，均考虑周全，滴水不漏。

当时官方为了限制民族工业，规定裕源纱厂只能有二万锭子的规模。而裕源厂从英国波尔顿城的道卜生巴罗机器厂订细纱机七十四具，每具364锭子，共计26936锭子。对外宣传是二万五千锭。现代生产离不了动力，要买七八百马力的发动机，还要三四座三百马力的锅炉。曾祖父所购机器引擎和锅炉全是英国席克、哈格里夫斯厂生产的顶尖的名牌机器，它是世界著名的生产机车（火车头）和锅炉的工厂。他吸取织布局工厂大火的教训，于裕源厂安装了先进的水龙消防设备。全厂电灯照明，这在当时的上海，也属罕见。

从1893年8月曾祖父抵达上海，到1894年秋冬机器运抵，一年的工夫就完成了筹备工作。他接受以往中国买方受外商欺骗的教训，在合同中要求外商先送样机过来。试验八周，确认每一部机二十小时能出棉纱一包为合格。然后再通知继续发货。货款则按别人的经验，签合同后付三分之一价格，货到付三分之一价格，运转正常，半年后再付三分之一价格。1895年，不到一年半的工夫，裕源纱厂正式投产，中国民族纺织业第一座现代化工厂正式开工。

工厂建成不久，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曾祖父溘然逝世，享年四十九岁。他开辟了中国民族纺织业的新篇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代先驱。

（注1-9： 引自“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