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意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及应对

摘要[摘要]网络民意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网络民意的载体在网、主体在民、指向在利、关键在表达、急需在回应，而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执政方式、执政基础、执政地位、执政理念、执政体制的综合展现。

[关键词]党的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网络民意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4-0032-04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党面临着执政考验及能力不足的危险。“四大考验”最终都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四个危险”都可归结于能力不足的危险，因此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2004年8月22日，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来进行党的建设。习近平在2004年9月提出，要从执政意识、执政地位、执政宗旨、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主体、执政方式等方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1]（P5-6）}。可见，党的执政能力是党的执政方式、执政基础、执政地位、执政理念、执政体制等的综合展现。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网和网民在线交流，开启国家领导人关注网络民意的先河。2013年3月8日，习近平在与江苏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2013年的两会结束时，已有超过二千万网民通过人民网两会品牌栏目“我有问题问总理”，给总理提出了他们关心的问题。“网络民意的兴起促使现实矛盾网上集聚映射，权力异化、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对立等民意焦点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2]（P100）}所谓网络民意，就是民众以网络平台为载体，为了实现一定的利益目标而表达出的、并且期待回应的意见和愿望。

一、网络民意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

（一）网络民意的载体在网，网是网络民意的集聚基础，政府对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考验着党创新执政方式的能力。

新的技术革命催生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交流工具，已成为当前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大力助推着社会的多元转型，网下社会和网上社会的共同推进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生存状态和时空观念。网络已经成为公民政治参与及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天涯、猫扑等网络社区成为网络民意的集散地，新浪、搜狐和人民网等甚至为网民创造了与政府决策人员在线直接交流的机会，人民网已经连续八年推出了“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网络民意的兴起，开启了政治参与的草根时代，实时动员、迅速参与、权威让位的全民化路线，构筑着自由表达的开放之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4.01亿人，微博用户规模为3.31亿，手机上微博的网民数为2.30亿。目前“微博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使用的主流应用，庞大的用户规模又进一步巩固了其网络舆论传播中心的地位，微博正在重塑社会舆论生产和传播机制，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意见领袖和传统媒体，其获取新闻、传播新闻、发表意见、制造舆论的途径都不同程度地转向微博平台”[3]，微博在手机端的快速发展，“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最新事情、发表个人评论，成为用户获取信息和好友沟通的重要通道”[3]。

网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执政资源，信息和网络技术正在成为执政党执政方式中的新手段。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指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4]党政最高层领导触网关注网络民意，引领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新风尚。网络执政、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反腐，“网络政治”时代的到来，改变着中国政治的生态环境，驱动着现实政治信息传播方式的创新，调动了普通民众参与现实政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也催生了党的执政方式变革的创新性思维。“网络问政”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的执政理念，事实上成为了党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执政方式。

（二）网络民意的主体在民，民是网络民意的现实来源，公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程度，考验着党稳固执政基础的能力。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再次说明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的决定性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是囊括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群众基础，就是党的执政所依靠、争取和团结的力量。网络民意的主体在民，这个民不光是指网民，还代表着网民背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据CNNIC于2013年7月发布的《第3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这接近总人口半壁江山的网民，来自各行各业、城市乡村，有着不同的地域风俗及学识背景，有着差异的阶层归属及利益诉求。可见，网民群体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体，网络民意早已不仅仅是网民的民意，而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了现实民意的化身。

“纵观网络民意，不论是反腐倡廉、寻求社会公正，还是渴求社会和谐，绝大多数网民所表达的意见，代表了底层百姓的呼声。听取大多数网民的意见，无疑是听取了广大民众的意见。”[5]民意是民众意志的集中展现，是国家政治的晴雨表，反映着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支持与认同程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稳固。正如胡锦涛所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6]纵观世界上几个大党失去政权的原因，枉顾民意失去民心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共产党掌管国家权力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是也只能是党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

党的执政的核心在于国家权力，党的执政实践围绕国家权力而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所掌管的国家权力来源于最广大人民的权利让渡，是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授权来管理国家事务。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党有多大的群众基础就有多大的国家权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党失去群众基础就会失去国家权力。

（三）网络民意的指向在利，利是公民参与的直接动因，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程度，考验着党巩固执政地位的能力。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P82），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网络民意的指向在于利益，是通过网络表达利益诉求、争取利益实现。2013年两会结束时，人民网的“我有问题问总理”的参与人次达到了22778294，其中“社保就业”和“教育医疗”两类问题排在前两位，“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占提问总量的53.04%，其他诸如“反腐倡廉”、“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等问题也和人民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息息相关。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指出：“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政治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8]（P199）}

亨廷顿指出，所谓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9]（P5）。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总会寄希望政府保护其既得利益，同时期待政府对其获得预期利益提供高效顺畅而又制度化的解决方案，这种上传下达的过程需要付诸一定的政治表达。而这种政治表达的作出是由表达者在利益关系的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利益主体呈多元化分离状态。又由于利益差距的扩大导致贫富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小部分既得利益者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大部分人由于体制或自身原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产生被剥夺感，他们更加希望政府能够关注和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但是，由于利益协调机制的不健全及利益表达途径的不畅通，往往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实现和保障，政治制度化的滞后亟需一种民意的出口。加之，社会矛盾的凸显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借助网络的方便、快捷、草根化及全民共享，网络民意时代便应运而生。

如果说执政的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和支持的话，那么这种认同和支持就需要以利益诉求的满足为前提。人民群众拥护党的执政地位，说到底，就是党能够为人民谋利益。民众对执政党的价值判断来源于自身在社会整体利益格局中的利益状况及所处地位，来源于执政党给人民的利益承诺以及承诺的实现程度。如果民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和实现，就会寻求制度外的政治参与方式，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瓮安事件和吉首事件正是如此；如果执政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能够实现之，那么就能更好地巩固执政地位。

（四）网络民意的关键在表达，表达是公民自由权的实现方式，表达渠道的畅通程度，考验着党执政理念的开明程度。

马克思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10]（P573）}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网络民意的关键在表达，网络民意表达源自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网络民意表达作为公民表达权的一种实现方式，就是公民言论表达的自由，即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互联网上的延伸与拓展。

约翰·诺顿认为：“计算机世界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真正把机会均等作为当代规则的一个空间。”^{[11]（P272）}网络就是一种机会均等的表达渠道，由于网络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快捷发布、实时跟进、广泛参与、百家争鸣的特征，畅通应是它的基本保证。王帅发帖事件表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2]（P5），表达渠道的畅通程度检验着党执政理念的开明程度。这是因为：第一，畅通的网络民意表达渠道可以及时地反映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及时了解民间疾苦和听到百姓的呼声，可以使民意通过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直达执政者的案头，为政府决策的作出、政策的制定、公务的执行与监督提供广泛的有代表性的参照，使每个公民直接参政议政成为可能，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代议制间接民主的缺陷。第二，畅通的网络民意表达渠道可以成为减压的“安全阀”（科塞语），有利于使民众的压力及不满情绪及时得到宣泄，从而有利于切实化解社会矛盾并减少冲突的发生，对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有重要的作用。黑格尔指出：“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事实上言论自由较默不做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争论则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进。”^{[13]（P334）}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控制民众言论自由的负面累积效果，就是被最终爆发的民众言论自由的洪水冲毁在历史的深处。闭塞意见表达渠道从而控制言论自由，有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畅通表达渠道保障人民行使表达权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表达自由的社会。

（五）网络民意的急需在回应，回应是政府执行力的现实展现，回应作为的及时程度，考验着党执政体制的运行效率。

网络民意在期待回应方面具有急迫性，这是因为：第一，网络民意的兴起开启了利益诉求的群体博弈时代，网络民意往往成为社会民意的化身，具有正当性的特征，如果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得不到政府的回应、认同和及时实现，不满和怨恨就会积聚诱发成群体性事件。第二，社会矛盾的凸显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而网络的匿名性、便捷性使民众找到一个随时随地参与的民意出口。然而，公民的政治参与通常以个体为单位，具有分散、弱小的特征，进入利益博弈双方的博弈能力往往是不对称的，需要政府对具有正当性的弱势利益诉求给予回应与支援。第三，网络的虚拟性常常使网络成为谣言的温床，当假相占领传播的高地，真相就会没有人相信，这对社会秩序及政府的公信力的破坏是巨大的，这就急需政府在第一时间回应以正本清源引领方向。

政府的执行力是政府遵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统领所属各职能部门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日常事务和所做决策落到实处并取得预期效果的实践能力。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展现着政府的执行力，回应民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并彰显政府公信力的过程，回应作为的及时程度体现着执政体制运转的效率。及时回应，就需要掌握回应的第一时间，不能推迟回应，更不能不回应；及时是在准确基础上的及时，就是要掌握回应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不能为回应而回应，乱回应就是乱作为，是对政府本应有的公平、公正、公开形象的极大破坏。瓮安事件就是当地政府在回应群众利益诉求方面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诱发的，正如贵州省黔南州政法委书记罗毅所分析的那样：“当地水库移民搬迁、城镇改造拆迁、煤炭和磷矿等矿权纠纷、国企改制等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些部门在化解过程中，办法不多。有一些矛盾久拖不决，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矛盾集中爆发。”[14]

二、应对考验的策略选择

第一，深化网络政治，在执政方式的创新上求突破。

网络政治早已成为一种公民参政议政、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政治生态。我们国家不能被动卷入，而是要主动为之，顺应网络政治时代的大势，充分利用网络执政资源。一是要网络问政。网络问政是问政于民和问事于党的双向互动的过程。这就需要搭建网络问政平台，真正发挥政府官网的作用，并建立健全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使问政与问事常态化。二是要网络监督。近些年来，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重要途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线20天接15253件举报，日均超过760件[15]。这就需要继续扩大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示范作用，推进监督的网络化与法制化的联动机制，并建立网络监督和其他社会监督互动连接机制。

第二，网上群众路线，在执政基础的夯实上求突破。

将群众路线延伸到网络，可以打破践行群众路线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到群众中去，可以是到网络中去，网络的社区、论坛、博客等社交平台是社会舆论的集散地。从群众中来，可以是从网络中来，从网络中采集社情民意，从网络中集中群众智慧。从网络中来，到网络中去，从网络中民主，在政府手中集中，不断增进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协调利益分配，在执政地位的巩固上求突破。

网络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场，抓住了利益就是抓住了网络民意的主要矛盾。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弥合社会阶层分化的裂痕，才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当前“先富”基本实现的前提下，逐步解决“共富”的问题。为此，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消除城乡差距；要发挥财税政策在财富分配上的杠杆作用；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弱势群体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难题。

第四，畅通表达渠道，在执政理念的转变上求突破。

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这是党和政府开明的执政理念的最佳注解。网络自身的无边界性及平民化等特征，使网络成为最方便快捷的利益诉求表达通道。又由于网络信息以光速传播的即时性，靠压和堵，甚至跨省追捕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一些领导干部必须突破传统的执政理念，给民众以充分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五，及时回应诉求，在执政体制的效率上求突破。

顺应网络时代对政府管理体制扁平化的要求，突破原有金字塔结构的科层管理体制，适当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执行效率。要尊重民意诉求、倾听民意呼声，并给予最及时的回应和解决，不断彰显政府形象、强化政府声音。不断完善网络发言人制度，主动回应网络民意。主动设置议题，争当意见领袖。建立回应的长效机制，实现对网络民意的全天候的监管与应对。

在网络民意勃然兴起的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受到较大考验，只有不断与时俱进地顺应新媒体发展的大势，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才能成功地应对网络民意的考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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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约翰·诺顿.互联网：从神话到现实[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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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毅.瓮安事件暴露当地长期积累的矛盾[EB/OL].新华网，2008-07-04.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7/04/content_8486902.htm.

[15]人民网.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线20天接15253件举报[EB/OL].httP：//he.PeoPle.com.cn/n/2013/0925/c192235-19586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