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在想象和行动中，找到真实的自己

邓郁

9岁，郝景芳对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的中子星充满了幻想。22岁，郝景芳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里驰骋想象，描绘出了制度迥异的火星与地球。32岁，构想三个空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让她站在了雨果奖的领奖台。眼下，她和朋友合作的第一家童行书院正在风景秀美的贵州楼纳设计和施工。对于这个山坳里的项目，她的设想很落地：不做众筹，而是派教师常年驻扎当地，“这样才不至于失去温度。”

从天体物理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既做宏观经济研究，也写科幻和现实题材小说，是亲子公号的作者，还是致力于儿童艺术和心理教育的NGO项目创办人。郝景芳的履历看似充满了一次次的“改变”，但她说，她做的事情从来都是mixed together。看起来颇有跨度的爱好与事业弧线，恰恰是她一次次探寻内心、贴近真实自我的历程。

充满根基的想象

2006年盛夏，布拉格。

哀愁和怀乡的和弦之后，英国管奏出情趣盎然、充满起伏的慢板。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徐徐地在郝景芳脑海里跌宕。

乐曲的浮现却并非在交响音乐会，而是在当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场。那个大会上，投票通过了新的行星定义，冥王星被排除在行星行列之外，被列入“矮行星”。

“当时听了这首《自新大陆》，脑子里会想象自远方归来、看到荒漠里面的家园的意象，我才有了《流浪玛厄斯》这个故事，也才有了关于制度上面的设定和推演。会觉得，噢，我想写的是一群少年人的故事，他们从一个新世界归来，有很多的不理解，对于自己的世界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

《流浪玛厄斯》成了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生的郝景芳完成的第一部科幻长篇。刘慈欣称赞当时22岁的她“想象诗意，文字很柔和、很轻盈”。

她在书中设计了火星和地球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火星成员多为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生产者，资源高度共享。火星人有按年龄分配的生活费，不用为生存担忧。那里少有偷窃和犯罪，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智能玻璃而无处可藏。重大决策由全民公投，实则是议事院和总督领导的相对的集权统治。

另一端的地球，人们为国家和民族战争，为宗教和信念奋斗，也拥有劳动所得报酬所带来的满足。地球人的勤奋程度和活跃程度空前增强。但全球化演绎到了巅峰，资本垄断也不断发展。

她的好友、科幻作家陈楸帆说，郝景芳的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充满根基的。为了写好这本书，她去看了很多有关社会制度史、国家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这并非填鸭，本来就在她的兴趣之中。

有趣的是，火星的设计和郝景芳曾经所处的天体物理科研圈颇有近似之处。

“和生物医药等等尖端科技研究的情形不同，天体物理的数据都是全球共享的，paper都是全球免费下载。大家都挣不到什么钱，发点死工资，环境很单纯。但在这个小社会中能做到相当大程度的平等和共享，会共同推动一些科学的新发现，在往前走。”

收入低依然心怀理想，竞争不激烈，的确有着乌托邦气质。

“你的火星世界对人的普遍道德水准是有着高要求的？”

郝景芳早就想过这点：“即使是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也不能保证说大家都是一颗无私创造的心，所以这就和在整个科研领域能够见到的一样，其实也有勾心斗角、鸡毛蒜皮、明争暗斗——但天体物理界还是相对更单纯一点。”她笑着强调。

读到《流浪玛厄斯》的后半部，便不难发现火星上的这种争夺场景。郝景芳认为，不能因为人性里的争取私利就去否定掉理想追求的意义。“有一些人心怀高远，走得很超前，大部分人是被拖拽着的生存。但是历史就在这样不断地收张收张的张力中往前行进。一个完美的集体社会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没有的。”

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里，人人都有各自渴望的生活，他们揣着渺小的希望，期待着折叠后的另一个世界。然而最后，老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轨道、不再挣扎。郝景芳说，在接下来的长篇里，老刀除了在第一、二、三空间里面，还将会看到、了解到更多东西。“这些见识和知识会让他有一种想要改变的意愿。他会发现他的努力非常困难，甚至会碰壁。但他从一开始的不服从会转化为相对积极一点的努力，这是我想写的。”

写作的改变：菜市场与花园

在阅读这件事上，郝景芳很早独立，五、六岁后，父母便不再干预。对她而言，看书不是外界要求，而是能契合那时那刻的内心需要。“内心的需求就是想象：世界很神奇，我是神奇世界的小小公主。”

王子和公主的爱情很快便不能满足这个兴趣广博的女生。

“9岁时看《十万个为什么》的《天文卷》，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子星上面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一直记着，想知道什么是中子星。高中的时候看科普书《大爆炸探秘》，那里面会讲什么是白矮星，什么是中子星，什么是黑洞，我儿时的疑问终于解开。”

她喜欢加缪，《西西弗神话》至今每年还会重读几遍。她也沉迷于量子力学的哲学探讨，第一次读到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有如被闪电击中。“他的文章能够点到人类终极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和答案 。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薛定谔的《意识是什么》。到今天自己最想写、还没有写出来的，也是关于人的意识如何产生的书。”

但郝景芳坦承她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

好像《流浪玛厄斯》里的瑞尼爱玩单次游戏一样，幼小的郝景芳爱和自己对话。“脑子里会去设想某些情景，我怎么说，别人怎么说，我接着怎么说，别人又怎么说。”

她其实一点也不孤僻。家庭和学校环境宽松，小伙伴都住在一个大院。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郝景芳只是觉得，一切如此顺遂而平常，好像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滋生倾诉的渴望。她不写日记，不写信，只是和小伙伴们扮小姐丫鬟、游击队和强盗团，“彼此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有相当长的时间，她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写作必须依赖于戏剧化的人生经验。相比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她更想要的是经历，如同笔下的沈轻云：“人一辈子挺短的，重要的是把过程拉长，就像小肠绒毛，上面有无数褶皱，要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就比别人活了两辈子都长。”

这种倾向一直贯穿在她懵懂的童年和迅速变化的大学，让郝景芳每每提起笔又放下。多年以后，她恍然悟出：书写并不依赖于生存状态，因为书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状态。

她不是没写过。初中时语文老师年轻而温柔，带着大家读诗读词，猜字谜，讲评俄罗斯文学，会在周记后面写诗一样的评语。她和几个女孩子因此成了至交，相互传看周记和点评。她说那是她人生里头一次发现有“我”这样的事物存在，也是第一次主动地想让自己向某个方向转变，而不是单纯地希望做“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

高三时她获得了“新概念”一等奖，也只是把奖牌收进抽屉——完成了对初中那段美好时光的怀念。

在《书写穿透时间的沙》里，她回忆起一个特别的时刻：

2007年夏天，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头游逛，路过一家租书店。走出店门，站在空无一人的燥热街上，阳光白晃晃地打在头顶，有点睁不开眼睛。我手里拎着袋子，里头装着很多年没有碰过的卷着边的漫画和通俗小说。

在那一刻，我忽然静住了。仿佛突然之间打开了一道通向天空的门。我从抖动的空气中看到了时间的彼端，看到小女孩穿过菜市场，手捧花园。

那幅画面里凝结着郝景芳少女时期的全部微妙和困扰。她曾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拯救，但也像包法利夫人一样被阅读负累。“我挣扎了很久才最终决定，我想写能够相通的菜市场和花园。”

存世身份的改变：思想者到行动者

曾经，郝景芳一心想做个安于书斋、埋头研究的思想者和研究者，也许年过五旬之后，才会像孔子那样以行动来改变世界，做个类似“森林图书馆”那样的项目。

童行书院，把她的这个计划“唰”地提前了20年。

8月，《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各种邀约纷至沓来。她把邮箱里的邀请统统pass，但一家企业坚持，公益呢？

她和清华好友西西原本筹措做亲子游或者儿童心理的创业项目。公益，那是远期的计划，因为没有本钱啊！

“没想到有企业提出来愿意资助。”郝景芳和西西一合计，又和做儿童博物和户外、心理平台的朋友一碰，有了一个想法：在具有旅游资源的乡村开设城市家庭亲子游项目，拿这部分收入来为乡村孩子做艺术教育和心理辅导。

她似乎被外在的力量和内心的希冀，推动着成了另一个给人以希望、并切实改变周遭的“老刀”。

年底，她刚刚从贵州楼纳考察回来。在那儿，她亲眼目睹了家庭离散和孩子的心理创伤。

山坳里的小希（化名）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爸爸在村里打零工。儿子原本成绩不错，但妈妈离家出走，对他冲击很大。

一开始交流时，小希只是两眼看着地上，一个字也不说。提到离家出走的母亲，他忽然眼泪夺眶而出。“我想到了妈妈离开的时候。”

他爸爸反复地说：“别哭了，不要老是哭，现在阿姨过来了，你想要什么就说话啊。”

郝景芳一面叫小希爸爸不要强行制止小希，一面安慰孩子：“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一直在一起。千万不要觉得是你自己不好。爸爸妈妈分开的理由可能现在你不懂，但是没关系，你一定要知道，妈妈走了，未来还在你手上，你还是可以靠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听完郝景芳的话，小希的视线从地面转向她。擦拭了眼泪以后，他又转为沉默，眼睛看向地面。

小希的老师说，小希长大的梦想是“当个修车的”。小希也曾经修好过自己的单车。郝景芳提议，此后引入动手类项目，让小希在实践中把心打开。

楼纳当地已经在建设一个具有各种功能和概念的现代建筑社区，吸引城市消费人群。但郝景芳和团队着眼的是当地孩子的精神需求、心理建设，和文化历史氛围的重建。

她强调不希望众筹，短时间有了热度，但很快会因为人力的断档而黄掉。“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驻扎当地。我们的设想是，要在童行常设三个老师。除了两名做自然科学的，还有一名专职儿童心理教育，要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能够对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和自闭的儿童长期跟踪、关怀。”

她好几次提起村医。去湖北恩施回访基金会的儿童营养包项目，三十多岁的年轻村医领着她和同事进村调研。“全村百来户人家，他了解每家的情况，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几岁了，原来在哪个村现在转过来的，谁家的老人身体不好……任何一个政策都是靠这些最基层的劳动者完成的。”她希望在童行，也能够通过培养村医来教会当地人育儿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能派人下去，和孩子面对面地接触。

据《让北京不被折叠》报道，郝景芳承诺为派驻楼纳童行的教师开出和北京市场相当的薪资水平，每位老师做满两年左右还可以前往其他的童行书院进行轮换，因为书院都会建设在有旅游资源的度假村里，所以即便老师们在山村公益的第一线，也能享受到不错的住宿和生活条件。

在郝景芳的感召下，清华的师兄、建筑师、儿童博物和户外游、机器人、心理教育和美育等各种平台和组织先后加入童行书院的建设，楼纳这个点有望在2017年下半年投入运营。她原本就特别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而这一次则利用个人和周边力量，在并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和阶层当中获得共赢和融合。“我原来就不同意那种所谓经济人的概念，并非每个人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地来做事。这个项目里可见，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在做这么有趣和有价值的事情，而且都是各有所长。”郝景芳笃定地说，“如果说这两年我心态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出世者变得更加入世了。”

看待自我的改变：精神世界即全宇宙

每次见到郝景芳，长至腰间的直发总是梳理得柔顺服帖，妆容精致而不失品位。在科幻作家江波眼中，身材娇小、声线纤细的郝景芳，有种“柔和的坚定”。好朋友青溪和郭娜也都说，郝景芳素来丰富又独立，爱好很多：“大学里她就非常活跃，拉提琴、跳国标，参加了从各系优秀生里选拔组成的思源社团，还是水木上篮球版的版主。”

但曾有好几年，她也陷落在天赋不够的自卑和颓丧里。中学的学霸郝景芳到了大二考完数理方法，会因为考得差想哭，而满分同学的卷子“那么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

写完一部作品交给出版社和杂志编辑，她忐忑于对方的判断，有如紧张的鸟儿；参加完同学会回来，觉得这里紧张、那里不舒服。

“我的纠结都是围绕着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做的事情，我如何看待我自己……因为有这些怀疑和不确定，就会随时对生活很敏感，对于自己的能力也很不确定。”

创作小说《生于一九八四》，起初便来源于郝景芳内心的困惑：“如果一切都是外界，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想法是我自己的，那我还有自由可言吗？”

书里的主人公沈轻云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被母亲安排进审计局工作，却并不领受这种安定。她以为能在爱人身上找到希望，却发现对方惯于评点江山却一样逃避内心。经过一次溺水和与“智者”温斯顿的交流后，沈轻云获得了顿悟。“其实自由不是不接收任何影响，而是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对待它们。自由不用逃到任何地方，你只需要接收并处理而已。”

郝景芳的转变更多地来自于内心的聚焦。

“你得要有勇气去把这层毛玻璃打开，然后找到自己到底是怕什么，到底在意什么。当一个人自身不确定，就觉得四周都是要改变自己的力量。一旦确定了，看其他人其他事就成了画。画里都是有趣的人。 ”

12月，她在财新女性青年领袖论坛上发言。发言结束后，陌生的求合影和签名者、地方企业家以及合作的国际新闻平台把她围了一圈。一个中年女子一分钟里连着问了她三遍：“您加上我了吗？”

一直努力营造的那个宁静的小环境就这样被侵扰，她既未主动迎上、也没有全然躲开。她依然每天清晨4点起来写作——且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完也不再执着于他人的反馈；个人公号上的亲子文章，她坚持每周更新一到两篇，连配图也全是自己手绘完成。中国农村经济和朝代变革、人工智能的发展、适合孩子的天体物理普及读本，这些都在她写作的to do list上。她的朋友都感叹于她的时间管理和“能量值”。

“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这或许是老天爷的礼物。我不觉得疲劳。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安然地接受现在的自己。”郝景芳抿着嘴，眼神像孩童的眸子一样清亮。“因为你的精神世界就是你的全宇宙，你自己来分析、判断、处理，我怎么来处理外界一切的声音、一切的要求束缚。你的精神世界越庞大，越有自主权，那你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自由的。”

看待世界的改变：向婴儿学习纯真

“到30岁通透起来。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问她。

“可能是人到而立，有了自然的转机。嗯，再想想，和我做母亲也有很大的关系。”她又补充了一句。

“在那之前，尽管我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始终没有彻底想清楚宇宙与生活的关系。直到怀孕生宝宝，像是经历了一场了无痕迹的修行，很多事情如安静下来的水面，突然映照出清晰的图案，将从前支离破碎的光影都连接起来了，我忽然明白了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宇宙、自我、写作、小孩。”

她从他人身上观察到，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貌似都在对抗：在校时对抗学校的纪律和父母的要求，毕业之后对抗摸不清方向的迷茫，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巨大的生存压力。有一小部分人干脆放弃掉一般大众所孜孜追求的大部分生活，做一个离世者。

那么日常生活是否是人生精神追求的阻挠？郝景芳说：万事万物，并不存在谁比谁高尚，谁比谁低劣。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看，而不是画本身。

她说女儿三四个月时，注视世界的目光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她开始集中注意看事物，有时候皱着眉头，看得出琢磨研究，小手会尝试性地接触事物，用笨拙不熟练的手指跟随目光，探索世界。让她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玩具，而且是一切一切。她喜欢听金属盒敲击桌面的声音，喜欢伸手将布从表面掀开，喜欢用手抚摸木头椅子表面的花纹。哪怕是看一个电话架上的笔筒，也能让她手舞足蹈欢欣很久。”

她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真正遗失的不是什么梦想和情怀（很多时候人的梦想只是变形为其他更为蓬勃的欲望），而是那种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的注视的目光。

一个人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有纯净的目光，却没有知识和观念的工具，而当他长大，用知识和观念将自己武装得严丝合缝的时候，他已经看不透这副武装，而成了武装的傀儡。人写字的时候想着这行字未来能带来多少赞誉，吃饭的时候想着如何吃才能节省时间。人总以为自己可以和未来打交道，因而对未来充满谄媚。甚至连孩子的玩耍，也要联系未来她能如何提升技能。可是人并不能和未来打交道。

其实人不需要焦虑未来，只要人活过了每个此刻，未来会自然而然到来。当你真的接受此刻，当你乘坐地铁就只是乘坐地铁，而不是焦虑于目的地，那么生活就全然安静了。

有时候文艺和梦想会输给生活琐事，那多半是因为人对自己的所爱了解不深。因为还不够了解，所以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能力穿过生活的海洋，如果说人需要离世，那要离开的不是肉身，而是眼睛。

（参考资料：《书写穿透时间的沙》、《那些对生活的冷漠和热情》、《让北京不被折叠——记雨果奖得主郝景芳与她的“童行书院”》，林祎婧、肖泽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