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鄂尔多斯出土古钱币探我国古代货币发展脉络

李军平

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开始铸币，是世界上使用货币较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钱币数量之大，品类之盛，分布之广，实属罕见。

鄂尔多斯地域内出土的早期货币数量不大、品类不多，但这里不乏显现我国早期最主要的通货——海贝、布钱、刀币、有文铜贝（蚁鼻钱）和环法。鄂尔多斯境内出土的大量古代货币，不仅是研究古代经济史、货币史必不可少的实物依据，亦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金属冶炼史、书体书法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六国纷繁复杂的旧币，规定统一铸行外圆函方的半两铜钱形态。但从鄂尔多斯出土的秦代半两钱看，大小薄厚不一，轻重相差悬殊，可见秦代的半两钱虽全国统一行使，但铸权并未集中。

西汉初期，沿袭秦制，仍行半两铜钱，钱文略方，笔划匀称，字形规整，不像秦代钱文突起狭长。鄂尔多斯出土的汉代半两钱字形各异，书法有别，版式较多，可以看出货币在当时的不同地区铸地各异的混乱状态。从出土众多的五铢钱看，它们大小轻重相似，文字端庄挺秀，色泽匀称浑厚，铸技规整精密，所以它被延用七百余年，堪称我国的长寿之钱。

王莽时期的货币在鄂尔多斯常有出土，且数量可观，就连堪称“绝钱”的“金错刀”也已先后出土两枚。观之莽钱，品类众多，形态各异，其繁琐混乱之状，在币史极为罕见。但论其技艺精美，确属世上无二。

东汉初年沿用莽钱，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复行五铢钱。但出土实物面背纹饰无常足以说明东汉时期铸钱次数甚多。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的年代，也是货币史上大混乱时期。由于物价暴涨，币值不稳而恶钱劣币充斥市面，从出土实物的钱文看真是变化万千。

隋唐及其以后历代的钱币，鄂尔多斯常有出土，且数量甚多。

1987年2月5日，在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嗄查德格德纳林牧业社沙湾地带，一处被风吹出的西夏窖藏里出土了古钱1210斤。鄂尔多斯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回收了其中的420公斤，共有115705枚，上起秦代“半两”下迄西夏“乾祐元宝”，纵跨1300余年，计有秦汉、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辽、宋、西夏、金、诸朝钱币77种，按版式区分达402式。币材有铜铁两类；文字有汉文、西夏文两种；书体有真、行、草、隶、篆，内涵十分丰富。2012年8月至2013年10月内蒙古考古研究在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内发现了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铸钱作坊遗址以及钱币窖藏3处，并清理出7000多斤古钱，估算约140万枚。

此次发掘出土的“半两”“五铢”等铜钱及“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钱范再次证明王莽货币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极有影响。王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有四次大的币制变动。王莽在其居摄时期，始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建国元年，进行第二次币制改革，悉废错刀、契刀、五铢钱，另铸小泉直五，与大泉五十并行，同时“又遗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这些史实说明王莽时期改变了汉武帝时期郡国不能铸钱的制度。

鄂尔多斯地区还发现了铸币窖址4座。窖一侧有火膛、火道、窖门、排水沟等，并在附近文化层中发现150余块钱范等其他陶范20余块。

另有1980年阴历七月十五，在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发现一处被雨水冲涮露出的西夏窖藏，共出土古钱2096市斤。除内有东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北宋祥符通宝、皇宋通宝、元祐通宝、元符通宝、圣宋元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宣和通宝10种铜、铁钱1015枚外，全部是西夏汉文“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计271139枚，占总数的99.45%。这一西夏窖藏铁钱的出土，为研究西夏时期的货币制度、流通区域和冶炼铸造工艺等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