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公示财产的检察官何文凯

张莹

一句出于辟谣的调侃，使他在几个小时内上升为“网络舆情”

何文凯，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他没想到，2014年9月，一句出于辟谣的调侃，会让他置于亮堂堂的聚光灯下。

“我缺钱，我对二十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然后帮我讨要二十万！”看到网上一则假冒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名义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何文凯带着些许揶揄，在以“检察官何文凯”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里，噼里啪啦敲下这段话。

点击，发送。结果，短短几个小时，阅读量就达到了百万，评论量近两千，何文凯自己也因此上升为了“网络舆情”，还被贴上“官员求人肉”的标签。一连几天，他每天接好几家媒体的电话。

看到网上“求求你，人肉我”的大标题，何文凯的好几个朋友默默为他捏一把冷汗。毕竟，在反腐力度强硬的当下，这种高调宣布自己清廉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

这仿佛是一场战斗，对手是千千万万个手持高倍放大镜、立誓要把何文凯审视个清楚的网民。讨伐之声最盛时，何文凯毫不示弱，他干脆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公布到网上：名下两套房产，一套集资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月收入5872元。爱人在三甲医院工作。有家庭轿车一辆。这条微博在当天晚些时候被他置顶，省得反复回答同样的质问：你说自己清廉，敢公布财产吗？

“我从来没有要标榜自己是个多么清廉的官。我在微博上已经反复说明了，应战的初衷就是扫除谣言。”坐在1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48岁的何文凯头发有些稀疏，立在桌前的名牌上记录着他的身份：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在同事眼里，何文凯“真性情”，待人处事温和有分寸。相比之下，他在微博上的言论却没什么分寸感，“尺度很大”。 一位从事媒体行业的大学同学看了何文凯的微博，被“惊出一身冷汗”，劝他再也不要写，“实在憋不住，给你留块版面，写写普法专栏”。何文凯的妻子也时常劝他，不如只做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制度的问题，自然有上面的人解决。

何文凯却控制不住，用他自己的话说，官场的行事准则和内心的真实想法，常常使他陷入一种战斗般的拉扯和纠结，微博算是一个出口。

现实中，这种“战斗”精神也时不时地在他身上闪现

何文凯曾正面顶撞为某个当事人充当说客的市领导：“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滥用职权罪，你能保我吗？”那位领导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何文凯懂得，在官场上，他的拒绝会被理解为更深一层的含义，“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他的‘战壕里了”。

何文凯说，他一直在想尽办法咬住法律的底线。这股劲儿来自从业之初，法律带给他的震撼。

“第一次参与办案，就参与了死刑的临场监督。”何文凯回忆，那天下着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场的路上，警笛凄厉的鸣响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让他瞬间感觉到法律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何文凯还是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一名科员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依法办案，惹怒了一名职位远高于他的官员。当时，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级别，法律的力量太过微弱。

那是一起盗窃销赃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单位却显出了力保的态度，迫于压力，批捕迟迟无法进行。何文凯决定亲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单位大门口被拦下，等了一下午，负责此事的官员才姗姗来迟。听说何文凯只是一个科员，对方态度傲慢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事？叫你们市长、书记过来！”何文凯说：“市长、书记都不是司法人员，而我是。”他的话激怒了对方，对方斥责他“嚣张”。

“你更嚣张！”何文凯也“发飙”了，“作为一个干部， 居然敢抗法、敢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胆量抗拒法律？”

现在回想当时的勇气，何文凯觉得那是一种法律气质，不需要特别营造。

面对弱势群体，坚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在上思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时候，何文凯遇到过不少给他下跪的上访户，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一名前同事回忆，在上思县工作的时候，何文凯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着，任何人来找他，都畅通无阻。

在微博上，何文凯时常结合当下热门的案例向公众普法，还记录了很多案件的处理心得。结果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却极端自由主义。“根本还是人治。”

“其实我挺佩服何检的勇气”

2014年9月的“人肉”事件后，何文凯曾在微博上声明：人肉搜索从法律上讲，属于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结果，还是有网民“人肉”到他电话号码，给他打来电话下战书，问他：“敢不敢辩论，敢不敢让人查？”

“欢迎！”何文凯回应，“但我跟你没什么好辩论的，你觉得我有不清廉或者违法乱纪的行为，建议你向市纪委或者自治区检察院举报。”对方愣了愣，说了句：“你等着！”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大家都关心我是不是圣人，对假冒梁文道发帖制造谣言者却视而不见。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何文凯无奈地说。

对微博上网民极端情绪化的攻击，何文凯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或干脆转发出来。

“其实我挺佩服何检的勇气。”何文凯的一名同行说道，“他曾经鼓励我也开实名微博，但我不敢。我们这个职业得罪人太多了，被‘人肉一下，对家人太危险。”

这也是当下，何文凯对自己草率“应战”最后悔的地方。他曾连续好几年收到过写着“何文凯千古”的冥币，也曾接到过恐吓电话。还有一次，法庭宣判死刑的时候，罪犯在法庭上当即扬言“死了也要他垫背”。

这一次，何文凯很担心家里人因为他的冲动而受到伤害。“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很会给孩子讲故事。”何文凯的妻子说。

因为何文凯的“主动应战”，一时间还引起了人们对于如何定义“清官”的讨论。

何文凯对清官的定义是：忠于职守，不违法乱纪。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觉得自己的确算不得清官。因为，《八项规定》出来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场一样，他曾在迎来送往之间，接受并赠送过土特产。这事被他写进了自我检查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曾经有律师替当事人硬塞给何文凯两万块钱，然后扬长而去。在何文凯“过时不来取走就上交纪委”的威胁下，对方无奈，又把钱取走了。过后，何文凯特意在手机里，把那名律师的电话号码存为“黑律”。

何文凯说自己不喜欢应酬，讨厌那种表面上的“嘻嘻哈哈，握手微笑，彬彬有礼”。但“中国是人情社会，应酬吃饭成了一种工作。”因为早些年应酬喝酒太多，他曾患上了痛风。

在何文凯的公诉生涯里，他曾经指控过3个厅级干部，处级干部则多达十几个。

《八项规定》发布以来，何文凯接手的贪腐案子一下子多了。据他粗略统计，仅仅2014年8月份受理的贪腐案件，已经与2013年一年的案件数量持平。他也受到了影响，办公室从100多平方米，缩减为现在的18平方米。公车不能用了，他买了一辆价值20多万的城市SUV。这辆车，又为他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

“清不清廉，我自己说了不算。”何文凯已经放弃了这场战斗，对微博的热情也冷淡了许多，“我不希望因为微博，给单位带来麻烦。” 经历了这场孤军奋战，他最后以这样一条微博做结：“忽然间，被孤独重重包围，江湖刀光剑影，心境一片荒芜。”

（据 《中国青年报》）

延伸阅读   何文凯：我为什么在网上公示财产

我在腾讯网开实名微博3年多了，网名叫“检察官何文凯”，认证资料千真万确。开微博的初衷，无非旨在普普法，记录一下职业历程。

在微博上行走的时间长了，“检察官”和“官员”的双重身份开始成为众矢之的，只要我稍微肯定一下政府的工作，正面评价体制内的人，就可能陷入声讨大军唾沫飞溅的“汪洋大海”中。最普遍和凸显的一条，就是网友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你，敢公布财产么？”言下之意，财产不公布的公务员、官员，没有资格甄别和评价善恶忠奸。

考虑到我是微博问政者，如果公布财产的举手之劳能够大量增加微博的话语权分量，这个生意划得来。我的家庭财产情况比较简单，家产总量不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路清楚，揭开面纱无妨，于是在微博上上置顶公开：夫妻月入15000，两套房子两辆车，存款15万。

其实这样的“财产公示”，在党内属于应当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我已经向组织填报多次，因此换一个地方和方式多来几遍，我自己觉得并不难。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举动，在微博掀起了巨大涌浪，几千网友点了赞。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们相信我不贪腐，不如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体制内的人撕开财产公示城墙的一道裂痕。他们为此欢欣鼓舞，庆祝万众呐喊的胜利。

而喧嚣过后，我遭遇了“人肉搜索”，有网友细心计算我们夫妻的收入和财产积累是否合理。更有甚者，有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欲跟我立赌誓，问我敢不敢让他查。在众多亲朋好友同事支持和声援的背后，我也感受到一股对我敬而远之的味道。压力滚滚而来，孤独感深重无边。或许，选择出这个头，是某种个人政治战略上的失败，但是第一个吃了螃蟹，其中的美好记忆和勇敢成就，同样让人踌躇满志。

我经手过多起贪腐案件，对腐败滥觞的成因有一些认识，对权力独尊的失衡性掣肘不足恐怕是根本原因，而掌权者的财产公示兴许可以增加对以权谋私者的监督力量。由于财产形态的多样性和可流动性等特点，加上官员财产核实手段的严重不足，期盼用财产公示的办法作为治贪惩腐的唯一灵丹妙药未免过于天真。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财产公开，可以将有权者置身于公众监督的聚光灯下，多少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务环境有益。

反正我的财产公开了，信与不信，人人都可以打听、比较、鉴别，甚至举报！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