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一起用邮纠纷

东方明

上海地区的官办邮政，始于唐天宝十年（751），华亭（今松江）建县，旋即设立官办邮驿。公元1288年元代时，松江府内设立铺递机构。至明代开始，上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为商民寄递书信物品的民办信局和信客，到清代时这种通信状况蓬勃发展。清光绪四年（1878），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试办邮政。择定天津、北京、烟台、牛庄（后改择营口）、上海五处海关开设行使邮政业务职责的书信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帝亲自批准开办大清邮政，翌年上海大清邮政局正式成立。辛亥革命后，大清邮政变更为中华邮政，于1913年成立上海邮务管理局。本文所述之民众客户与邮政局的纠纷，分别发生于“中华邮政”前期……

延误投递

这起纠纷的用户本主儿姓丁，名柏山，上海本地人氏，住沪上公共租界，在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上经营着一家竹器店，一家三代七口过着一份在当时的上海滩平民中的中等偏下日子。

这种状况，最怕的就是发生意外不测。一旦出了意外，经济开支就会出现缺口。1917年12月，丁家就遇上了这种意外。事情是从半月前的11月30日开始的。那天，丁柏山的父亲、七十三岁的丁松海在外出溜达时，滑了一跤，不但摔断了下肢骨头，还因原本就有高血压症导致了中风。当即送往医院，像丁家这种做小本生意的人家的经济窘状立刻显现，第一笔支付的医药费伍拾圆中的部分金额就是向亲朋好友借的。住院第三天，医院的催款单就下来了，让在明后两天内续缴伍拾圆。丁柏山于是四处奔走，凡是平时说得上几句话的都厚着脸皮开口告贷。一圈兜下来，竟只借到叁圆钱。夫妇俩商量下来，决定向在南京的叔父丁松涛告贷。于是，12月3日上午就往南京叔父那里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说明情况，求助于叔父。

丁松涛是轮船公司的轮机工职员，两个儿子都已经自食其力了，而且职业都还不错，一个是银行职员，一个是教师。所以，他是有能力拿出伍拾圆钱来救助其兄的。夫妇俩商量后，决定答应侄子的求助。于是去跟在汇丰银行南京营业部工作的大儿子丁柏春说让他往上海汇款。丁柏春干这一行，有一项内部优惠，每年可以免费向外埠汇款三次。他以前从未自己享受过该优惠，都是帮朋友汇的，这次总算自己享受了一次免费。当场办妥此事后，丁柏春把汇票给了老爸，让他用快递挂号邮件寄往上海，这样，汇票最迟可在次日下午三点前送达，立刻去银行取款后向医院交费，耽误不了伯父治病。

以百年前的通信条件和当时寻常百姓的习惯思维，认为此事已经万无一失。丁松涛当下心思笃定，“省一钿是一钿”的习惯思维使他根本不考虑是否应当给侄子发个电报告诉一声。当下直奔邮局，花了1角3分（3分是信函基本邮资，1角是快递挂号邮资）往上海寄出了那纸银行汇票。

南京这边丁松涛的快速反应，上海丁柏山并不知道。电报发出后，他一直殷切等待着叔父的回应。当天没有消息，次日下午一直等到三四点钟也仍旧没有动静。于是，在家等候消息的丁柏山妻就想这件事看来黄了，叔父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于是，她便去医院通知已去探望公公的丈夫。（当时医院规定病人家属只能在规定时间内探望，不能陪护，一切护理概由护士负责。）

丁柏山听明情况后无语，稍停去向医院账房要求宽限，遭到拒绝。当天稍后，医院通知对该病人停止用药，立刻结算账务后出院；否则，就打电话给巡捕房来处置。丁柏山夫妇万般無奈，只好去借了辆板车，把老父抬到车上，拉回家去。半路上，遇到匆匆前来的邻居杨友仁，手里拿着一封已经拆开的快递挂号信，嘴里一迭声说“老爷叔有救了”。原来，南京汇票终于寄到了。当时竹器店由丁家十六岁的女儿在看店，签收函件后，拆开一看是南京叔公寄来的汇票，顿时喜出望外。正好隔壁老杨路过，便唤住了央求人家把汇票火速送往医院。

丁柏山夫妇在老杨帮助下重新把病人送回医院，凭着那纸汇票总算准许作为抵押让病人重新住院。次日上午待银行开门营业后去把款子取出来向医院交纳。可是，尽管医院把丁松山重新收治后立刻恢复用药，但病人病情原本就严重，经此一折腾，当晚再次中风，抢救无效，一命呜呼！

当面投诉

如果分析丁松海的不幸病逝，医院的做法应该是直接导致病人病情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有原因并不必须承担责任。私立医院当然是以钱钞说话，没有拿钱来交费，医院自然停止提供医疗服务。像丁家这样的遭遇在当时属于司空见惯，没有人会认为医院做得不对。如果有人将此遭遇报料给新闻媒体，应该不会有哪家报纸对此感兴趣的。

当然，造成医院因为病人家属不能准时交纳续费而停止提供服务并强迫出院之举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中华邮政”在处理南京客户丁松涛的快递挂号邮件的时间过长，已经超出了平时宁沪之间快递邮件的通常时限。

说到“快递”，人们通常以为这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早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大清邮政总局就开办了快信业务，称为“快递挂号邮件”，总局为此特地设立了快信间，专门处置快信，快信都是随到随送。后来到了“中华邮政”时期，由于快递业务增加迅速，快信间人手不够，改为定时投送，但在快信间积压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两个小时。从民国六年（1917）元月一日开始，上海邮务管理局为加速快递挂号信函的处理，指令快信间派员常驻苏州，每天定时登上北方来沪的装有邮件的火车，在车上分拣外地寄上海的快信。这样，在火车到达上海后即行组织投递。民国廿四年（1935年）四月一日，上海邮政又推出了“快递小包”的业务，以处理快信的方式处理符合收寄规定的包裹。据资料记载，在两个通火车的城市之间从甲地客户寄出到邮差送到乙地客户门上，其速度不亚于如今的一些快递公司。

但是，以当时人们与邮政很少接触的情况，社会上普遍不大了解邮局有哪些营业措施，甚至连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挂号邮件之间的区分也不甚明晰。因此，丁家对于老主人不幸病逝的原因是认为既不能怪医院停药驱赶，又不能怪邮局延误了来自南京的这封救命快信的投递（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已经延误了），只能寻思此系命中注定了。于是，一家人只有哭哭啼啼设置了灵堂开始办丧事。当然，没忘记应该给南京亲戚发电报报丧。

南京丁松涛那边接到电报大吃一惊，跟在银行工作的大儿子丁柏春说起此事，深感内疚，说我如果要是直接从邮局把钱寄上海就好了，那就来得及交费，医院不会停药了。丁柏春年轻，又在外资银行工作，脑子好使，他觉得这件事好像不是银行汇款还是邮局寄钱的问题，而是在那封快信上。于是，他让弟弟先陪同父母乘夜班火车赴沪奔丧，他明天去向投寄快信的邮局问明白后随后去上海吊唁。

次日，丁柏春拿着父亲交出的那张快递挂号邮件的凭证单据前往邮局营业所一问，得知从南京寄往上海的快递挂号邮件按照规定应该是今天交寄，明天中午前必须投递到户，也就是说相当于如今有的快递公司推出的“次日达”业务。丁柏春暗忖如果真的是这种速度的话，那么伯父也就不会去世了。于是，他就决定去上海向邮局问个明白。

12月6日午后，丁柏春赶抵上海，先去东百老汇路丁家吊唁，进香磕头如仪，然后向堂兄丁柏山询问了一应情况，说这件事的责任应该在邮局，他们延误了送那封快信的时间。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闻之全都大觉意外，问邮差送信还有时限规定？那碰到刮风落雨怎么办？丁柏春说是有规定的，各行各业都是有行业规定，否则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堂兄弟俩商量下来，决定去邮局问个明白，如果确实是邮局方面的责任，那就要讨个说法。

按丁柏山的意思，是想就近去投递这封快信的位于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1582号上海市邮务管理局熙华德路支局的，可是，堂弟丁柏春的意思是如果支局推诿或者不予解决，那还是要去上海市邮务局（简称“市局”）的，倒不如直接就去市局倒好。丁柏山觉得堂弟见多识广比自己有主张，于是就决定听丁柏春的。

当时，上海市邮务管理局在北京路七号租借的大楼里办公。丁柏春登门要求见负责分管快递挂号邮件业务的首领，作为客户他有情况需要当面反映。工作人员跟里面联系后，把丁氏兄弟请入里面的接待室。一会儿，来了一个个子高大的西洋男子，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用比较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名叫乍配林【乍配林（A.M.Chapelain），法国人，清光绪卅一年（1905）来华，入中国大清邮政工作，辛亥革命后被“中华邮政”留用，先后曾任上海邮区副邮务长、湖北邮区邮务长、上海邮区邮务长，沪、苏、浙、皖联区总视察并兼任处理长江以南敌占区的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主任、邮政总局额外副局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支持邮工反对在邮局悬挂南京伪政权维新政府的五色旗，他还利用法国的外交地位，作为中华邮政外籍人员，忠于职守，勤于处事，设法重振业务，开通邮路，使处于“孤岛”状态下的上海恢复与外界的邮政通信。民国三十二年六月日伪接管邮政总局驻沪办事处，乍配林被免职，于民国三十三年逝世于上海】，系上海市邮务管理局副邮务长兼特别业务处主任，问丁氏兄弟来访“有何见教”。竹器铺店主丁柏山从来没有跟西洋人打过交道，当下有点下意识的紧张。于是便由在外资银行当职员的丁柏春出面交涉。

当下，乍配林听丁柏春把情况一五一十陈述一遍后，站起来跟丁柏山握手，对其不幸丧父表示同情和慰问，同时表示将立刻对此事进行调查，许诺24小时内会给丁家答复。

严厉处置

在当时的邮政系统，快递挂号邮件一应业务的管理由乍配林所任主任的特别业务处负责，因此他随即就开始着手调查丁氏兄弟所反映的情况，三个步骤同时进行：一是调取市局快信间接收从南京发来的那封快信的流水记录；二是打电话通知熙华德支局派员到市局来接受业务质询；三是指派特别业务处副主任金邦挺带一名科员前往该支局实地核查这差快递挂号业务的情况。

第一步的调查结果是：市局快信间的流水记录表明，这封快信是12月5日晨5点06分已在苏州至上海的途中由上海邮政快信间驻苏州的快信处理人员在客车加挂的邮车上按投递支局为单位分拣；7点58分由熙华德支局派往北火车站取件的邮员对该批属于该支局投递的快递挂号邮件予以签收。至此，市局对该邮件的工作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那么，熙华德支局接收这封快信后是怎么处理的呢？同时进行的第二步调查是这样的：熙华德支局的邮务专员（支局业务负责者）徐捷敏在当面接受乍配林的质询谈话中说他这天轮到休息，所以不清楚情况，是否可以允许他往支局打个电话向其助手邮务副专员钱咏了解一下。乍配林寻思这当儿只怕徐副专员已经在金邦挺的严查之下满头大汗不知所措，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了。于是，就拒绝了徐的要求，指出：业务情况回答不上来，那你已经失职了。那天你休息，当时的情况可以不知道，但第二天你是去支局上班的，即使你的助手没有向你报告上一天的工作情况，你也须主动向他询问了解，检查是否发生了差错。

这时，第三步调查已经完成。前往支局的特别业务处副主任金邦挺及助手都是早在大清邮政时期就已进邮局工作的资深职员，对一应邮政业务极为熟悉。他们到了支局后，先往市局特别业务处挂电话询问对快信间流水记录的核查情况，得知快信间派驻苏州的业务员处置该快信的时间后，就向支局提出查看该日接收该批邮件以及接收之后的记录。这一看，在时间上就发现了破绽：按照规定，支局人员在北站接受快递挂号邮件之后，应该就地向随同前往的快信投递员分发并做好记录，由投递员直接从北站出发分投快信。这就是市局快信间派员轮驻苏州登上每趟挂有邮车的客车后在车上分拣邮件的意义所在。可是，从接收时间记录上看出，这天支局的做法属于例外，他们在北站接收快递挂号邮件后，没有就地由投递员直接去投递，而是带回支局后又过了三个多小时这才交由邮差去投递。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支局方面于是就叹苦经：这天应该轮到去北站就地投递快信的两个邮差一个临时请事假，另一个迟到。所以，去北站接收快递挂号邮件的那位没法就地分派投递邮件，只好把邮件带回支局。回到支局后这才知道，一个邮差是临时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向支局请假，此人没有说明自己这天该轮到去北站就地取了快信立刻投递的，接听电话的值班人员也没有问，答应他请假。一直到此刻去北站接收快递挂号邮件的那位带着满腔怒火返回支局后才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另一个迟到的邮差这时已经赶到北站，但吃了个空门，正在往回赶。可是，迟迟不见回来。一直到中午方才回到支局。一问，这哥们也是倒霉。他是因为准备在北站拿到邮件后立刻出发投递的，所以穿着邮政制服骑着绿色邮电自行车过去的。吃了空门返回时，知道自己已经误了事，骑得急了点，连闯红灯，在北站那边的闸北华界倒也无事，交警见之以为他是送特急电报的。当时官方规定执行业务的邮差享有适当特权，比如晚上城门关闭后邮差可以叫开门，普通戒严时邮差仍可通行，所以交警还拦住了其他车辆行人让他先通行。可是，进了公共租界地界后那就两样了，外国巡捕办事顶真，闯红灯时拦下他查看邮袋，发现是空的，就要处罚他。该邮差不服气，与其发生争执，于是就被拉进了巡捕房。关了两个多小时，又给予训诫后方才放行。

如果这时立刻安排投递，尽管已经拖延了，但还不至于导致医院把病人赶离。问题出在当班的邮务副专员钱咏那里：那个被巡捕房关了两个多小时的邮差显然已经不适宜立刻投入工作了，得换人。根据规定，换人是需要邮务专员批准的。邮务专员那天休息，就由副专员钱咏负责。可是，钱咏有胃病，发作起来疼痛无比。这天可能天气寒冷，中午饭后发作了，痛得几乎倒地打滚。于是立刻送医，大伙儿心急火燎之下竟没提醒他把邮差派单给签了再去看病。这样，当他在医院治疗好回来后才知道还有这个遗漏，急得差点胃病再次发作。急忙签发派单后，邮差再送出去时，這批总共39件快信全部延误，甚至比平邮还要慢了（当时沪上的平邮每天要投递五到十趟，可见速度之快），事故就这样酿成了。

乍配林当天即把调查结果向总邮务长报告，市局上层一致认为这是一起重大业务事故，当即作出了处理决定：一、熙华德路支局自主任（支局长）、邮务专员、副专员以下到值班人员、快信组组长全部免去职务，降职调离该局，前往郊区局工作；涉事邮差开革。二、派员前往丁家吊唁，以送礼金的方式向丧家赠奉赔偿金70元。

丁家对邮局如此处理表示满意，这起纠纷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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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